中日关系文摘

愈加陌生的日本

2011-08-29T18:48:00.000-07:00

距离国民党元老戴季陶撰写《日本论》已过去八十余载。期间，中国对于日本的了解，诸多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不得不承认，在某些关键的层面，中国却有着显著的退化，尤其是普罗大众对日本的了解，可以说已入歧途。假设一位不通日文的中国读者，想要通过中文书籍对日本作深入了解。那么，他的选择看上去是颇多的。书店里关于日本话题的书籍涵盖了日本的衣、食、住、行，乃至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看似内容丰盛，却鲜有深入讨论日本民族性以及其强盛的历史成因。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在纯学术领域中日之间的交流。但凡中国颇具规模的学术机构，哪一家不设立“日本研究所”，又有哪一个日本研究机构不下设相关期刊？学者王锦思几年前就在一篇文章中谈过，“新中国成立后，日本研究机构大大小小200多家，职业学人三代几万人。”然而，“人云亦云”的现象非常严重，有建树的日本研究也无从谈起。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学术不独立，思想受到政治捆绑。在民间层面，情况略好，不少体制外的民间学者——如旅日作家李长声先生——凭借个人才学，寓居日本，窥其文化之内蕴，为中国读者了解今日之日本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然而，偌大的中国，繁杂的日本，仅凭李长声这样独自耕耘的民间学者，要想改变日本研究的整个大环境，恐怕只是枉然。不少中国民众对于日本，言必称“立场”，既以“反日爱国”自居，又以“亲日卖国”辱人，不容分说，实为颟顸。戴季陶在《日本论》里面，曾提到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日本不值得研究，甚至不屑研究。这是将近一个世纪前的事情，今天的中国民众，在对于日本的“不值得”和“不屑”之外，又增添了一层民粹主义式的蒙昧。

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何戴季陶的《日本论》在时隔多年以后依然有出版价值。无论官方或民间，今天中国对日本的了解，几近贫瘠，因此，这本篇幅不长的《日本论》被不少人视为观察日本的必读之书，近几年在中国大陆由不同的出版社进行了多次再版，而读者的反馈与评论，也是褒扬居多。

坦白说，戴季陶的《日本论》本身并无什么惊世骇俗的高论。作者只是原原本本，将自己亲身观察到的日本如实记录下来，而着笔之重点则放在民治维新以后至侵华战争之前的日本社会。恰如梁启超所言，“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国力强盛，在日俄海战中挫败俄国，并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堪称“东方的德意志”，而常以中央大国自居的中国却日益衰颓。因此，在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于探究日本民治维新后国家强盛的原因，也就兴趣浓郁。戴季陶此作，亦有探求日本强盛的动机。

戴季陶十分推崇明治维新，但他的目光没有仅仅停留在明治维新。例如，戴季陶认为，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国民的精诚团结，源于这个国家的武士道精神和神道教信仰，而日本的迅速崛起，实有赖于幕府时代打下的社会基础，“日本人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不过，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福庆研究员也指出，这种“历史主义”的论调并不新鲜，学者斋藤斐章在《日本国民》中就提出过幕府与明治维新的传承关系。戴季陶或许是受到斋藤斐章的影响。

另外，戴季陶作为国民党高官，此书的写作时间又在1928年济南事件前夕，其论述就不可能不受到当时政局和自身身份的局限。例如他在书中对桂太郎、田中义一等日本政坛人物的评价就颇为主观。不过，就展现日本政治与社会的深度而言，此书至今仍属佳作。遗憾之处在于，这么多年过去，中国大陆学人并未写出影响力与可读性均能超越此书的作品，也足见中日之间某些方面的裹足不前。

日本是一个处于变化中的国家，尤其是近半个世纪，其变化之速更是令人神迷目眩。但这半个世纪恰恰是中国疏于对日本理解的半个世纪。相反，日本对中国的研究的热情，却是一刻未减。戴季陶写道：“‘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次，装在实验管里化验了几千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功夫”。日本人早就不是当年的日本人了，中国人却还是当年的中国人。两相对比，实在发人深省。

有人或曰，2010年中国赴日旅行的游客超过百万，日本文化通过影视、网络等诸多途径传递至中国，相较于过去信息的闭塞，这难道不是一种进步？但笔者想说的是，如今中国人赴日旅游者人数虽众，但大多抱着纯粹消费的目的前往，亦谈不上对日本文化抱有亲近与学习的态度，而充斥于中国大陆的粗滥影视剧，动辄把日本人描绘为无脑而野蛮的侵略者形象，从而彻底否定了任何交流与了解的可能。相较于从前中国人更愿意去倾听、尝试理解日本这位近邻的时代，这难道不是一种退步？

《日本论》札记

2010-10-07T19:27:00.000-07:00

作者：korchagin

看了一本书就发表对日本文化的见解显然会是肤浅的，尤其是中国人的发言。并且戴季陶的这本书并不算是严谨的理论著作——更多算是一个观察者的某些真知灼见吧。所以仅仅辑录一些说的看起来有道理的话，并且不做评论。对于日本，好像不论哪个时代，我们——我吧——都了解的太少。

一、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1.中国在日留学生甚巨，却没有论述日本的专著。与日本人解剖中国人相比，中国人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在远东地区皆为重要民族。

二、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1.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江户幕府开创后，传入日本千余年的印度、中国思想已经融入日本人的生活，民间的信神思想逐渐生出国家的色彩。宗教的信仰、文学美术的套荣，赋予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的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

三、皇权神授予神授思想的时代化

1.神秘思想是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中古时代，儒佛思想占了势力；后来日本人消化出了一种自己的文明，要求独立的思想使神权说重新勃兴起来；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自称是王政复古。这一个神权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统治阶级。

2.武士道最初的事实，是一种奴道，食禄报恩；武士成为统治阶级的时候，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要注意的是，制度论的武士道→道德论的武士道→信仰论的武士道，后两者+维新革命精神，造成了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基础。封建制度下，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间，包括名教宗法、人情世态

四、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1.佛教传入日本后，分出三个时期。神佛对立时期，祖先崇拜与组织扩大的不适应，统一工具——中国的佛教文化和道德文化输入。混合信仰时期，“历史上的后进文化上的先进的佛教”，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神佛区分，维新时代严密定出神佛的区分，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

五、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1.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农民没有姓，没有土地所有权。武士对等级制度之外的“非人”“秽多”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明治维新，一面是王政复古，一面是人权平等，两种都出自公卿、武士阶级。

六、日本人与日本文明

1.德川氏时代，幕府强大，诸侯均衡，大家不愿意从事战争=政治统一，物质进步，社会组织整理。古学派神学思想复兴，兰学在输入，汉学发达。德川时代在中国哲学里的最大获益就是仁爱观念和天下观念，这也是它缺乏的。

2.日本革命的成功，是历史所养成的种种能力的表现。日本民族的自信心和向上心，同化性、吸收性，十分可敬。文明的独特性是一种自尊心。

七、武士生活与武士道

1.封建时代武士的生活条件一是击剑，二是读书，三是交友。交友这一层，是武士阶级社会性的表现。武士的责任是拥护藩主及自己的家系家名，和自己的生存。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的结合+多年遗传下来的生活意识所造成的道德和信仰使他们肯与牺牲自己和家族的生命为主家奋斗。

2.封建时代以为为保存家系而努力事实和奋斗的精神是道德的极致。他们举国所赞美的武士道的精华，就事实上说明可以举出两件事，讨仇和切腹。复仇者的精神和身体，完全是受种族保存的原则支配，不受男女限制，维新元勋的夫人，多半出自青楼。日本人的风气，和中国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日本人在任何方面，都没有中国晋朝人清谈而不负责，和六朝人软弱颓丧的堕落毛病。承继武士刀气质的武人，不怕强权，也就不欺弱小。

八、封建时代町人和百姓的品性

1.封建时代，商人工人农夫，不但是在社会阶级上，被武士压服，连智识上，也是被武士阶级压服了的。百姓没有智识、学问、地位，但性格淳朴，兼之时代是中农主义，藩主武士们不会很轻侮百姓。而町人，与统治者接近，生业依赖治者借机，只在一种鄙陋暧昧的空气里作世袭的守财奴。武士们以为卑贱是他们的天生的习性，町人根性一方面是阴柔，一方面是残酷，以政治上的弱者而争生活上的优胜。

九、尊王攘夷与开国进取

1.明治维新的原因：幕府的腐败；财政难，务实的生活难；外国势力压迫；雄藩久存待时而动的念头；古学派神权王权思想普及和汉学发达的影响。其时已经到了穷极必变的时代，尊王攘夷的旗号推翻了幕府后，目标就变成了开国进取。攘夷和开国是两个矛盾的倾向，都是造成了今日绝盛的基础。

2.倒幕府的事业主要是受神权思想的武士。这些武士装满着英雄思想，模范人格是丰臣秀吉的雄图。而俄国的压迫引起了激越的武力对抗思想，欧美航船则引起了经济上的打算。这两个不同的倾向于北进南进两个潮流成很密切的连带。而中国在十九世纪所受的压迫，也是日本维新的大兴奋剂。

3.日本的改革，并不是由大多数农民或者工商业者的思想行动而起，完全是由武士阶级发动出来的事业，包括民权主义。世界的人类同胞思想，前期是由儒家的世界大同与佛教的众生平等理论，被民族优越的统治思想压服。自由平等博爱的民权思想、欧化主义则是维新后的特产，是接受外来的文明。

十、军阀与财阀的渊源

1.现代的日本已经进到资本家专制时代了，今天左右日本政局的力量，是富豪和富豪支配下的工商业组织。上流阶级完全是在町人根性的骨子上面穿了一件武士道的外套。政党就是介居军阀官僚财阀之间的大掮客。因为多数人的权利，并不是自己要求得来，是由少数人自己让出来给他们的。

2.维新后执权的武士和失势的武士一样，晓得要发财一定非做生意不可。他们只要检定几种大事业，垄断起来，发财的方法就够了。武士和町人的结纳——政府和商人的结纳越加密切。

十一、维新事业成功之主力何在？

1.明治维新当时的几大运动，一方面有生活的切实要求，一方面有一个共同的信仰。其成功的主要原因在这两点，它们又同归结在历史上“日本民族统一的发展能力已经确实具备”的一点。

2.萨土肥三藩的势力在征韩论破裂后，倒的干干净净，掌握兵财两权的是几个长阀贪官。西乡隆盛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来的绝对支配者，土肥两藩的势力则化为民权运动的中心。

十二、现代统治阶级形成的观点

1.山城屋事件、尾去泽铜山事件、海军受贿案······没有资本主义不维持军国主义的，也没有军国主义能永远避免官僚主义发生的。维新初期，武士出了不少英杰。统一完成，权力巩固的时代，从前的志士仁人，或死或退，或另开新路，投入民权运动，握权的都不是道德高尚的人。

十三、政党的产生

1.江腾新平举兵、西乡隆盛举兵是失意武士要做草大王里最大的两件。举兵的，不能不说他们蠢，一方面看不见国际政局的关系，一方面不晓得有立宪政治民权运动这一条最适当的新路。大多数武士们的观念，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

2.始自板垣退助，举兵失败后政党开始林立。政府有利用政党的必要，商人也有利用政党的必要，政党有利用官僚的必要，同时也有利用商人的必要。强的利用人，若得被人利用，政党变成股票交易所，干部变成掮客的公会，军阀官僚商人成了有财有势的雇主。

十四、板垣退助

1.板垣退助是一个看到必定得造成新的生命以延续旧的生命的人，而维新志士只是一味的排外，造不出新的道路来。板垣退助看到了解放民众的必要性，发起了自由民权运动，造成了现代产业文化的基础也使下层民众得到了多少的自由。至于立宪制度，是他直接的功劳。

2.晚年在穷苦的境遇中过着虔敬的生活。他所主张的主义、政策已经成功，民权政治的毛病也出现了。他是继续革命还是随着时代腐化下去？第一件他不能做，第二件他不愿做。社会生命随政治生命俱去，所能保存的，就只有一个使后人追慕的道德人格。

十五、国家主义的日本与军国主义的日本

1.人生的目的和达到目的的途径，就是主义。民族主义的国家以民族为本体，国家主义离不开民族。民族主义，应是在民族之平等的存在发展为基础的，民族不等于国族。国家离不开民族的基础，民族抛不开国家这个工具。

2.民族的成立，混合的事实：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的。这几种要素的混合不外以力为结合的中心。军队是国家存在的惟一组织原素，战斗时民族存在的惟一的动力。战争和武力是一切社会力的彻始彻终的表现，不过不是目的而是手段，不是全部而是一部。日本民族之所以有今天，是几次人们与政府同意的战争的结果。

十六、军国主义的实质

1.军国主义是一种制度，以军事组织的力量为政权的重心政治势力、组织均附从在军国组织下。而到日俄战后几年止，日本虽开设了议会，制订了宪法，然而政权的重心完全是在军事机关，操纵政权的主要人物，完全是武人，议会不过是调剂民众势力与军事势力的机关。而统制分配的基础，完全是军国的利害，其他政费不过是剩余分配的地位。

2.一个国民的哲学，是说明他的行动，而不是指导他的行动。反则只限于学者的研究，少数人的玩赏，而不能发生实际的效力。而这三十年来的政权起伏，人物交替，总在长洲军阀势力的这一个圈子里。说是民众基础薄弱也有原因，过去许多年日本民众的确是讴歌军国主义而不是讴歌政党政治的。

十七、中日国际关系与日本的南进北进政策

1.一个民族的发展，国家是手段。目的的达到，手段的本身，便随着变革，过去民族主义会变成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会变成帝国主义。北方的俄国，引起日本的北进，海上来的英美，引起日本的南进。中日战争、日俄战争日本也是拼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存亡来的。

二十三、信仰的真实性与好美的国民

1.日本人具有一种热烈的信仰力，使他能够百折不回，把全国人民打成一片；不像中国人专讲性理空虚错误，日本人好美的精神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了这两个力量，一个民族一定能够强盛、发展。

二十四、尚武、平和与良性生活

1.日本人尚武的风气，是开国以来一种新民族的生存必要上产生出来的习性，而和平的习性，表现到社会风俗上成为一种制度，是中国文化和佛教文化普及发展的后果。神道的思想行为尚武，中国印度的思想行为尚文。尚武的习性、组织、制度一定靠平和互助的习性去调和、帮助，才有真实的用处。

2.日本是一个男女阶级最彰著而且悬殊的社会，却有四个和中国不同的地方。①中国的男尊女卑表里很不相同，畸形。而日本是绝对的服从与绝对的保护。②日本没有中国的蓄婢制度，也没有虐婢的事实。日本对于使用的人，有一种契约的责任观念。③长男对于次男以下的家属的义务观念很明确，与中国不同。④日本对于处女的贞操、孀妇的贞操都不如中国残酷。日本人对于妓女同情躲过轻蔑。日本妇人的贞操观念强，而且日本人的贞操观念是建筑在现代人情上。

Don't mention the war 别提战争

2008-06-01T07:10:00.000-07:00

May 14th 2008
From Economist.com
2008年5月14日
摘自《经济学家》网站

What Hu Jintao's trip to Japan really accomplished
胡锦涛访日的真正成果

THE success of Hu Jintao's five-day trip to Japan, which ended last weekend, appears to have taken officials on both sides by surprise. It was the longest trip to a single country that Mr Hu has made while in office, and it is only the second time a Chinese head of state has visited Japan. Relations between the neighbours for much of the past two millennia have been marked by brief bursts of mutual admiration interspersed with lashings of trouble, strife and, on occasion, total war.
胡锦涛为时5天的访日之旅于上周末结束，其成功似乎让双方官员都颇感意外。这是胡锦涛上任以来在一国境内停留时间最长的出访，也是第二次有中国国家元首访问日本。两千年来，中日关系变幻不定，两国间有过短暂的互相钦慕，大量的纷争，也爆发过数次全面战争。

Admittedly, Mr Hu's visit was more fluff than substance. China has now overtaken the United States as Japan's biggest trading partner, but no new progress was made on the protection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property rights in China, where much is pirated. Nor did China make a firm commitment to curb its carbon emissions or deal with worsening air and water pollution, all of which affect Japan.
应该承认，胡锦涛的访问更多地是一种姿态而缺乏实质性。目前，中国已替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但是，境内盗版猖獗环境日益恶化的中国在保护日本知识产权的工作上并无新进展；在控制碳排放、治理大气污染和水污染等影响到日本的问题上也没做出坚定承诺。

Let a hundred meterological improbabilities bloom
破出万象新

Above all, Mr Hu and Japan's prime minister, Yasuo Fukuda, were supposed to have settled a potentially explosive dispute over maritime boundaries in the East China Sea. They had agreed in principle to jointly develop gas fields straddling the disputed boundary, but no deal was done.
人们普遍认为最重要的是，胡和福田已解决了可能引发争端的东海边界问题。双方仅在原则上同意共同开发有争议地区的天然气田，但没有就此达成任何协议。

Instead, two worn Chinese tropes—pandas and ping-pong—figured prominently and cloyingly. Implausible meteorological phenomena were also invoked: the countries' relations had become an “everlasting warm spring”. This reversed a chill that descended a decade ago, when Mr Hu’s predecessor, Jiang Zemin, came to Japan in a hectoring mood, demanding a full written apology for its wartime past.
实际上，中国人乐此不疲的手法——熊猫攻势和乒乓外交，早已尽人皆知多则生厌。不敢恭维的气象术语也遭滥用：两国关系步入“持久的暖春”，逆转了十年来的寒冷。上一次寒冬降临在江泽民的前任期内，当时江泽民以威吓的姿态前往日本，要求其为战争历史做正式书面道歉。

And the big freeze came when Junichiro Koizumi, Japan's prime minister from 2001 to 2006, began visiting Tokyo's Yasukuni shrine, which honours not just Japan's 2.5m war dead, but also executed war-criminals. Mr Koizumi offended Chinese sensibilities; about 10m Chinese died during Japan’s occupation of China between 1931 and 1945.
冰封期始自2001至2006年在任的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东京靖国神社。靖国神社不仅供奉着日本的250万战争死难者，还供奉着被处决的战犯。小泉的行为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1931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14年间有约1千万中国人死亡。

Just by hosting Mr Hu, said Japanese nationalist politicians and their sounding boards in the right-wing press, Mr Fukuda was selling out Japan (and Tibet). But most analysts in Tokyo, looking at the fluff, have not set much store by the visit. Mr Fukuda is a “friend of China” who stresses warm relations with Japan's neighbours. He does not visit Yasukuni. So the mood music for the meeting with Mr Hu was always going to be warm, they say.
日本的民族主义政客及其右翼媒体鼓吹者认为，福田接待胡锦涛就是出卖日本（和西藏）。但是东京的大部分分析人士都看到了此次访问中的做秀成分，对之并不报太大希望。福田是“亲中派”，他强调日本与邻国的关系友好，也不参拜靖国神社。所以他们说胡锦涛与福田的会面将是春风和煦。

Effecting any lasting change in the two countries' relations is another matter, analysts say. After all, Mr Fukuda's standing at home, where he presides over a shambolic and talentless administration, is fragile. As if to prove the point, the China-Japan summit appears to have done nothing for Mr Fukuda's approval ratings, which are plummeting. Colleagues say that the prime minister's driving ambition is to remain in office for longer than his predecessor, Shinzo Abe, who lasted all of a year (Mr Fukuda is in his eighth month).
但分析家们认为，此次访问能否给两国邦交带来深远影响尚属未知。毕竟福田自己还立身未稳，他手下的本届政府办事无能、乱成一团。本次中日首脑会面似乎没有对福田正在直线下滑的支持率造成任何影响，这一现象恰好验证了这一观点。同僚们说首相的雄心和动力是让自己的在任时间超过前任，而安倍晋三做了一年的日本首相（福田现在正处于其任期的第8个月）。

Still, it would be a mistake to ignore the one subtle but crucial achievement of Mr Hu's visit. In dealing with the prickly matter of Japan's brutal past, he has booted the ball of history into the long grass [1]. More clearly than any Chinese leader before him, Mr Hu said, in effect [2], that the harm Japan did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was outweighed by its contribution to Asian peace and prosperity in the second half.
虽然如此，胡锦涛的访日成果还是微妙而关键的，绝不可忽视。在如何面对日本残暴的过去这一棘手问题上，他选择了绝口不提。胡锦涛的态度比之前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都要明确。他实际上就是在说，日本在20世纪后半叶为亚洲的稳定和繁荣作出的贡献已经大于它在前半叶所造成的伤害。

For a sense of how bold a move this is, you can turn to China's internet chat-rooms, where young nationalists raised on an official pap of anti-Japan diatribes seem puzzled. As Tobias Harris, proprietor of an excellent Japanese politics blog called Observing Japan writes, China will soon follow Basil Fawlty's [3] line when Germans come to stay at his hotel: “Don't mention the war”.
如果不能理解迈出这一步是多么的大胆，就去中文网上聊天室看看吧。听着中国官方反日的一面之词长大的青年一代民族主义者在那里发表着他们的困惑。正如优秀日本政治博客“日本观察”的作者托马斯·哈里斯所写，中国很快就要照着巴兹尔·法瓦蒂的台词做了，此君在德国人入住自家旅馆的时候说：“别提战争。”

As for Mr Fukuda, history may judge him more kindly than his indifferent countrymen do today. For one thing, he recognised what China wants at a crucial juncture in its breakneck development: the assurance of stability and good relations in its Asian backyard. Mr Fukuda saw, in other words, that a China in search of legitimacy wants to be tied into regional structures and institutions, even if that crimps its room for manoeuvre.
历史对福田个人的评价可能会比今天他冷漠的同胞对他的评价要高。他首先认清了中国想要的是什么——中国迅猛得有些危险的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它需要与亚洲邻国建立稳定的关系，以确保不会后院起火。换言之，福田认识到，中国正在寻求认同，它渴望参与到区域组织机构当中去，即使这样做会让它少了很多回旋的余地。

When it comes to serving Japan's own interests, surely Mr Fukuda also deserves credit. Engagement is the only constructive approach to take towards Japan's biggest economic partner. It is also (though even Japanese pragmatists will not say it out loud) the only feasible approach. Japan's power is declining relative to China's, and it is set on a relentlessly downward demographic course. Japan's hawks are deluded if they think otherwise.
在维护日本本国利益方面，福田也同样值得信任。合作是与日本的第一大经济伙伴交往的唯一建设性方法，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虽然日本人，就算是务实派也不会说出来）。较之中国，日本的实力正在衰退，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在迫近。日本的鹰派如果此刻还心怀他念可就是自欺欺人了。

[1] booted the ball of history into the long grass：if an issue or problem is kicked/booted into the long grass, it is pushed aside and hidden in the hope that it will be forgotten or ignored. （usingenglish.com)

[2] in effect: You add in effect to a statement or opinion that is not precisely accurate, but which you feel is a reasonable description or summary of a particular situation.（Collins Dictionary）

[3] Basil Fawlty：巴兹尔·法瓦蒂，BBC制作的情景喜剧《非常大酒店》（Fawlty Towers）里的主人公。”Don’t mention the war”是他在《德国人》一集中的台词。此句多经引用，已经成为一个文化现象。（参考Wikipedia，详见链接）

旅日杂感：何不师之友之？

2008-05-16T08:20:00.000-07:00

今年四月下旬，年近退休的我有幸去日本跑马观花地游览了大阪、京都、东京等几个市，逗留时间虽仅短短五天，但日本的环境保护、社会治安、国民素质等方面却给我很深的印象。回来后，心里有一种感慨总想一吐为快。

　　日本的风景名胜虽远不及我国，但其环保却令人折服。我们所到之处，自然景观无一人为破坏现象，城乡道路和建筑物也十分整洁，看去就像水洗之后，这与我国以牺牲环保和资源为代价的发展经济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日本，我虽未见到一些去过那里的同事盛赞的道不拾遗，但却在深夜看到停放在外的自行车无人看管，有的竟未上锁。不少商铺门口还有摆放整齐、并未上锁的雨伞。在日本，白天几乎看不到警察和警车，这不禁使我想起了民风淳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我国唐代贞观之治。

　　日本国民的社会公德和文明礼貌表现得很出色。在街道和公共场所，根本见不到日本人大声喧哗、乱扔垃圾、随地吐痰以及闯红灯和行人过马路不走斑马线等现象，无论在商场电梯上站立，还是在风景点步行，日本人都是一律靠左。在待人接物方面，日本人比我们更有讲究，除了电视电影中常可见到的点头哈腰外，我们还听到导游的介绍，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在不同对象面前，“我”字有六种不同的表述方式。我们常自诩为礼仪之邦，然而，在当今中国社会，“礼仪之邦”的概念在国人心中似乎早已远逝。我绝非故意诋毁自己的国民，但城乡公交车上屡见不鲜的无人让座、出言不逊和“欺老莫欺少”的社会评价已胜于雄辩。

　　在日本，我们还看到八成以上“的哥”年逾半百，有的老人还开旅游大巴。我们在滨名湖温泉大酒店巧遇浙江永康的一个商业旅游团，为他们开车的就是一位老者，他对顾客毫无倚老之态，上下车时还忙上忙下地帮旅客拎行李。在不少酒店，我们也见到不少老年的服务生。在勤奋的日本人面前，足令我国城乡整天混迹在“棋牌天地”里的青壮年们汗颜。

　　日本的物价确实远高于我国，我在东京银座吃了一碗面，外加小半碗蛋炒饭和三个煎饺，花了700日元，相当于人民币50元，但我完全能理解，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消费水准远高于我们，而且更重要的是商品的质量与服务也远高于我们。不说别的，仅以宾馆提供给顾客的一次性剃须刀为例，我国的产品初次使用就能让你感到麻麻辣辣不舒服好一阵子，稍有不慎还会“见红”，而用他们的产品却没有那种担忧。在日本，我深深地感觉到，无论是那种行业，他们的诚信度都很高，创品牌意识特强，不象我国多数商家那样，尔虞我诈，做“一锤子”买卖，自砸招牌。

　　在此，我还想谈谈日本的家庭教育。据导游介绍，日本社会最有钱的是老人，私房也多为老人拥有。因为他们对自己的后代都很注重生活自立的培养，成年以后就让他们承担生活的全部，老人只是在儿孙成年之前给他们一些压岁钱和备办祭品（如男丁使用的盔甲），其它的都不管，儿女们的结婚、购房都得靠自己，没有钱就住政府的廉租房。日本的继承税率如同不少发达国家高达70%，这对于鼓励年轻人自立确实很有作用。从我国社会普遍存在的长辈们为儿孙做牛做马，而不少青年却成为“啃老族”的现状来看，真应该尽快修改继承法，让那些甘为儿孙做马牛的老人们和“啃老族”的观念都来一次彻底的大转变。

　　说实话，在去日本观光之前，我对日本人不抱好感，认为他们虚伪、狡诈、好斗，甚至在含饴弄孙时，一说到日本人总要加个“小”字或“鬼子”二字，表示鄙视和仇恨。在中国，我的这种心态很有代表性。但从日本归来后，想想自己那些陈腐的偏见，不禁有些好笑。

　　在日本观光的那些日子，我们团一路上不止一次探讨，为什么日本在经历二战重创后的六十多年时间里（确切的说只有三四十年）发展到稳坐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宝座。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依我看，一个国家的发展速度和盛衰是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的。我国近三十年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但与日本相比，很多方面仍显落后，发展速度也不如他们。

　　鲁迅、柏杨等不少有识之士曾辛辣地批评过中国国民的劣根性，鲁迅先生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来揭露中国人性的，柏杨先生则以脏乱吵、窝里斗、不认错、说假话、明哲保身和缺少自尊的主奴二重性格来鞭挞，一部《丑陋的中国人》足让世代中国人时时反省，他把中国传统文化比喻为“生了蛆的酱缸”也十分深刻。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对自己的劣根性似乎仍未警醒。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存在决定意识。以愚之见，我们的国人无论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还是缺少自尊自重；无论是道德滑坡，还是诚信缺失；无论是民主与法治意识淡薄，还是民族情绪的异常激化，它都与权贵利益集团主宰下的腐朽的官场文化有着密切的、根本的联系。因为在现今的中国，只要你有官场关系，不管做什么都会路路畅通。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几乎所有投资办企业的人都乐意花时间、精力、金钱与政府官员搞好关系，而不愿意在质量、诚信上花功夫，而真正想成就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则在这种消磨与煎熬中渐渐丧失做企业、创品牌的兴趣与动力，那些在官场经济中左右逢源的权力掮客往往被捧为能人且名利双收。这也许就是中国人重做人而轻做事、重表面而轻实际、重承诺而轻诚信的根本原因。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视为崇洋媚外和杞人忧天，但总觉得，我们的国家如果不从民主和法治上加快步伐，不仅很快会出现发展速度的减慢和停滞，而且有可能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平心而论，实行执政轮替的多党制确实有利于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但一党专制也不是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愚以为，只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司法独立、新闻言论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国的问题照样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当然，深层次的原因还有传统文化。日本之所以发展迅速，与其在明治维新后倾心于学习西方文化有着很大的关系。不过，文化的进步繁荣与国家的宪政制度和官场又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共产党近几年来宣传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之一就是代表先进文化，但如果不从根本上治理腐朽的官场文化，真正地解放被禁锢的思想，先进文化又如何能够产生？没有先进文化党又如何去代表？作为独立执政党，要把重点放在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和大政方针、监督政府依法行政上，还权于政府，还权于社会，并以党的诚信，带动政府和社会的诚信，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就一定会取得更稳健、更快速的发展。

　　最后，我还想谈谈中国人应当如何对待日本的问题。最近，国家主席胡锦涛对日本进行了被称为“暖春之旅”的国事访问。他在著名的早稻田大学演讲中说得很好：“我们强调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日是一衣带水的邻邦。过去，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造成深重灾难的同时，也把灾难带给了日本人民。这段不幸的历史不仅中国人民，也是日本人民始终不会忘记的。中国有句古训叫做“冤家宜解不宜结”，我们不能让前人结下的冤仇永远延续下去。我国的改革已进入艰巨的攻坚阶段，上述那些问题将成为前进的羁绊，而我们的东邻日本，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无论是社会还是文化，也无论是技术还是管理，对我们中国都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事实上，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两国人民在互惠互利中也增进了友谊，我们对待日本只有师之友之的道理，没有拒绝的理由，否则，我们将遗误子孙后代。

　　夏成瑜

《联合早报网》

中日关系－经济共同体政治远去

2008-05-16T08:02:00.000-07:00

2008年5月，中国国家主席访问日本；战争反省，靖国神社，只字未提，丝毫未触及；中国对日本态度，结束了过去二十年的历史情结，开始了新的对待。

　　中日关系源远流长，非常相似于俄德关系。俄国和德国，皇室联姻；德国公主成为俄国沙皇，既为俄国带去启蒙思想，同时又坚守俄国专制。日本既为中国带来革命思想，又同时坚持其亚洲霸权。

　　地缘关系，同时决定了冲突。一战德国和俄国交战，德国的集权体制，战胜了俄国的沙皇专制，德国战败非败俄国。甲午日清海战，日本的西方体制，战胜了中国的固步自封。二战德国摧残拉枯横扫俄国，然此时俄国非彼时俄国；转瞬德国兵败如山倒，苏维埃社会主义，消亡德意志纳粹党人。二战日本秋风扫落叶踏遍中国，然此时中国非彼时中国，日本在中国陷入胶着，无法让中国屈服，自身无可自拔；8年如此胶着。

　　战后日本，美国占领军，对日本政治和社会彻底民主改造，同时严厉对财阀和军国分子进行清算，新的民主自由日本由此诞生。虽然新日本是美国强行改变的结果，但为日本国民和社会广泛接受，现在已然成为日本国民和社会的自觉意识和主体认知；日本一方面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日本政治和文化，已经彻底成为了民主自由社会，旧日的集体主义和帝国主义，已经彻底消亡不复存在。日本修改和平宪法，只是作为正常国家建立发展，与恢复军国主义毫无关系；任何战败国家，早晚都有权重新恢复正常军队和军事建设。日本参拜靖国神社，无论其官方名义还是私人名义，都无法改变其国家和社会性质，日本已经回不去军国主义集体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了。更多对此看作是日本多元化社会，官方和个人的权利不予置理；没有必要联系成为军国主义萌生的意识，感情上对此冷淡正常也是应该的，但以此影响两国关系，则是缘木求鱼小题大作了。认为中国基于建设民族主义政治需要，官方人为和故意宣导敌视和仇恨日本，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量了。中国是因为经济发展和市场成功，由此带来的民族自尊和骄傲，不能忘怀过去被凌辱的历史，遇到感情伤害和刺激，自然和本能的反应而已。

　　战后德国，东西分离；西德重建，走向民主自由；东德新建，实行社会主义；东西德尽管体制不同，但都彻底革除了纳粹的思想和影子，德国社会和国家走向了新生。直到二十世纪末，东德解体，德国恢复统一；与此同时，苏联亦解体，俄国走向民主体制。二十一世纪，德国与俄国，正在形成新的关系，虽非友人，绝非敌人，更似同路人。

　　二十世纪初叶，中国已经觉醒，文化上废科举打倒孔家店，思想上追求民主和科学，所谓德先生和赛先生；民国政府初创，北伐横扫一切军阀，国家很快统一，收回全部西方治外法权。此次日本侵华，中国一扫历史上蛮族侵占软弱不堪历史，终八年抗战不屈不挠，以日本无法战胜反而陷入胶着。二十世纪中叶，共和国成立之初，向东与苏联巨人对抗，向西与美国开战，虽然得失功过毁誉不一，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是不争的事实。二十世纪后叶至今二十世纪初叶，中国转入发展经济，一举成为世界经济大国。

　　日本与中国，经济上正在重演英国与美国之间关系。昔日的世界工厂（英国），让位于昨日的经济霸主（美国），昔日英磅作为全球货币，昨日美元标准世界货币。昨天，日本一直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债权人；今日，中国已经是第三大经济体，似乎超越日本已经是必然之势；超越美国似乎也是可能，中国也已经是第一大债权人。岛国让位于大陆，似乎无可避免必然趋势。英伦三岛让位于美国新大陆，英国融入欧盟大家庭；日本列岛让位于中国东亚大陆，日本融入东亚大家庭。从经济角度，这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更是今后。

　　二十一世纪中日关系，又不同于俄德关系，亦不同于英美关系。俄国和德国，经济各自独立在世界发挥着作用，德国的科技和产品，俄国的能源和军事，各自独立在世界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与日本，两国经济日益形成了一体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两国经济贸易已经不可分割；就经济而言，中日事实上已经形成共同体。英美两国血脉相关，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成为共同体，始终是旧大陆老欧洲坚定不移的政治盟友；如今大洋洲澳大利亚同样与美国这样的关系。中日两国，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相去甚远，两国在政治上没有共同语言，这也决定了两国绝无可能是盟友。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非敌非友只是利益共同体，也不是俄德同路人关系。利益关系是脆弱的，遇到政治意识形态冲突，便会让位于情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终其长远结果，利益总是让位于情感价值观让位于意识形态，利益在人类相互关系方面，从来不能占据主导和根本影响；二十一世纪更是如此。

　　2008年中日关系，中国度过了自尊和骄傲，转而自信和平淡，历史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历史本来就不是中日关系的障碍，一方面经济领域，中日共同体双方共同需要彼此；另一方面政治事务，也不要认为双方会走到一起；这方面日本比中国看得更清楚。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经常用经济的眼光看待政治；但是西方政治家绝不是商人，恰恰相反，以为利益可以左右政治，实在也是以商人之心度政治家之量了。

　　2008年中国对待日本关系，是明智之举；但如果是以政治考量如此，那恐怕只有令中国再次失望和灰心丧气了。中日政治不可能友好，彼此不可能善待；相互尊重也没有可能。中日政治冷淡和远去，以中国现在体制，是永远的现实。这不是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与整个西方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与全世界的关系问题。一方面世界和西方，需要适应中国经济的崛起，尤其西方，需要将教师爷和救世主的心态，调整为有求于中国学会对中国说谢谢，不仅是以平等和对等对待中国，更应该谦恭对待债权人，谦恭对待自己的衣食父母。另一方面，中国若始终不能遵守和承认普世价值，坚持走自己的道路；那么结果并不会如中国想象那样，中国在世界所能得到的，只能是杯葛。北京奥运圣火传递在西方的遭遇，根本上说并不是西藏问题，是西方对中国的态度现状的真实写照。不仅西方，第三世界也不会是朋友；利益是短暂的，意识形态是永恒的；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投资和援助，并带不来友谊，也不会保障根本利益。美国支持国民党反而失去了中国，支持南越反而失去整个越南。这样的历史事件，二十世纪比比皆是，二十一世纪更甚是此。

　　克立

《联合早报网》

中国日本和解: 为何历史是关键

2008-02-09T00:25:00.000-08:00

中国日本和解: 歴史はなぜキーであるか?（一）

中国日本和解: 歴史はなぜキーであるか?（二）

中国日本和解: 歴史はなぜキーであるか?（三）

中国日本和解: 歴史はなぜキーであるか?（四）

中国日本和解: 歴史はなぜキーであるか?（五）

陈昊苏谈中日民间外交

2008-02-08T23:50:00.000-08:00

一

二

三

李海海：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8-02-08T19:59:00.000-08:00

中日关系是复杂和矛盾的，既包括历史问题，又包括现实问题；单纯从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出发，很难正确地解释中日关系；只有充分考虑到了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才能够正确的理解中日关系和展望其未来。自从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１９７２到９０年代以来比较平稳的中日关系；９０年代初到现在起伏变化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的转变虽然有复杂的国际背景，但是两个国家之间政治经济的互动始终是其根本的因素。

　　一、中日关系政治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

　　中日关系是非常复杂和矛盾的，传统对于中日关系的分析要么片面强调中日友好、要么对对方保持敌对的态度，这些分析不能够正确的解释中日关系。从现实出发，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可以较好的阐释中日之间的基本矛盾和中日关系的变化。自二战以后，日本成为一个世界经济强国，但是由于战败的原因和美国对东亚的战略安排上，日本一直未能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这种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的不对称长期压制着日本的发展，因此日本迫切需要提高其政治地位。对于中国来说，自新中国的成立以来就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但是在长期中国却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不强导致影响力较弱。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的影响日益深化，让日本人感到存在严重的威胁。中国跟日本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变化是中日关系演变的关键，因此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能较好的解释中日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当中关于国际政治秩序和政治经济的互动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两个方面的理论。前者可以理解国际背景和东亚的政治经济秩序，而后者可以理解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政策的变化和双边关系。

　　国际秩序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存在的一种稳定的状态或序列，均势的改变和维持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传统国际关系理论在讨论国际政治秩序时，涉及的理论学说有很多，均势理论比较适合对中日关系展开分析。所谓均势理论即强调维持大国之间的权力平衡，防止某一个大国获得占压倒优势的国际地位，并认为这是防止战争和保持国际秩序稳定的主要途径和成功经验。用简单的话来说，均势理论的定义是实力均衡，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１，作为力量对比和权利分配的平衡形式，是各种政治力量大致均衡的稳定状态；２，是处理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政策或原则，它是维持国际关系的一种对外政策，旨在防止一国的实力过于强大并对其他的国家构成威胁；３，作为一种国际体系的结构、格局和体制，它是相对于集体安全而言的维护国际政治稳定的制度，这一制度有赖于国际社会各种力量自觉的维护。

　　在国际关系当中，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整个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个整体，国内政治经济与国际政治经济的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任何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都离不开外部的国际环境，对内政策与对外政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因此利用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中日关系展开分析在着重于研究行为主体对外行为的作用和影响的同时，也要研究国内政治经济对行为主体的对外行为的制约和影响，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条件对行为主体对内政策的制约和影响。罗伯持·吉尔平在其《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一书中写道：“经济和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国际政治变革进程的一个基本特征。一方面，力图在经济上得益的愿里是寻求变革国际体系的强大动力，因而群体间和国家问的权力分配，是经济活动的类型，尤其是行为者能从国内或国际分工中获得最大收益的那种经济活动类型的重要决定因素。另一方面，权力分配本身最终取决于经济基础。如果由于经济效率、工业场所或者贸易趋势的变化，财富的源泉基础也发生变化的话，必定会相应发生群体间和国家间权力的重新分配。为获得权力而进行斗争与力图在经济上获益的愿望最终会纠缠在一起。”

　　二、中日关系演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本文分析的是当代中日关系，自从１９７２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基本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平稳友好的国家关系（７０－９０年代）和现在的复杂多变的国家关系（９０年代－）。中日关系的变化跟世界政治经济局势与美国全球战略的变化息息相关，但是两国的双边关系根本是两个国家政治经济互动的需求。

　　一、２０世纪７０－９０年代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自１９７２年９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两国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以来，中日两国之间尽管也出现过摩擦与冲突，但从总体上看，两国关系的演进是以友好与合作为主的。７０年代，中日关系的主流是友好与合作，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当代中日关系的“蜜月”。期间出现了影响中日关系的三件大事。第一件是１９７２年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当时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通过规定有关“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的诸原则，为中日关系恢复正常化奠定了政治基础。第二件是１９７８年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该条约中，两国在双边及地区与安全方面达成了共识，使中日和平友好关系的内涵得到深化。第三件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该决定为中日关系以政府间经济合作为核心全面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进入８０年代，中日关系的特点是友好与摩擦并存。友好主要表现在：１９８２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１０周年，中国总理访问日本，提出了“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的发展中日关系“三原则”；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访日期间，中曾根康弘首相提议将中日关系“三原则”扩大为“四原则”，增加了“互相信赖”这一条；１９８７年９月日本众参两院通过《进一步增进日中友好关系的决议案》。此外，迄今为止已轮流在两国举办过１１届的“中日友好２１世纪委员会”的首次会议也是在这一时期( １９８４年９月) 召开的。８０年代中日之间的摩擦主要有两次：第一次是１９８２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中小学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入”，中國政府曾对此提出强烈抗议。第二次是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及其阁僚正式参拜靖国神社，这是日本战后４０年来第一位现职首相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激起了中国人民和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在这个阶段总体而言，中日关系基本上是正常而平稳的，中日间的政治与经济呈现出良性的互动关系。

　　中日邦交正常化使中日关系发生了质的飞跃。它既是复交为此两国历史的总结，也为中日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调和原则。成为中日关系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风云变幻的七十年代，中日两个制度不同，长期对立的大国能够迅速地从敌对变为和解，走向复交友好，是有深刻的国际背景，也与中日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内在要求密切相关。

　　７０年代初国际政治格局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美国与苏联相对均势的形成；美中和解及中日复交成为７０年代初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在美国陷入越战泥潭之际，苏联在军备竞赛和地区争夺上采取了攻势。而美国因为越南战争的消耗经济、危机的困扰，在经济、军事方面的实力急剧衰退。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实力地位”为基础的外交手段，同时着手调整对华政策，把与中国和解，以借重中国，抗衡苏联作为新型战略的一大步骤。１９７１年７月，尼克松访华，但日本人感到震惊，一向自视是美国忠实盟友的日本不得不重新评价和调整错误的对华政策，走向了改善中日关系的道路。中国日益强大和国际威望不断提高，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不但没有被遏制战略所扼杀，而且国力增强，政权稳定，并建立了以此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国防力量。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冲破了美日间的阻挠，胜利地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成为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到１９７２年中国已经同７９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些都表明中国已成为不容忽视的政治大国，日本也要面对这一现实。日本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日本经过２０多年的复兴发展，到７０年代初，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国。日本对美国力量的对比的变化有利于是日本的变化，为日本采取獨立于美国对外政策提供了可能。在美苏争霸的战略态势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之后，日本也担心美国的核保护伞是否可靠。出于其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日本人也包括希望够通过与中国友好相处来减轻来自苏联的威胁，改善自己长期利益的战略地位，实行“多边自主外交”。同时，通过与中国的建交可以得到更大的经济利益。此外，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有利于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在国际社会中可以改善日本的形象，提高日本的政治地位。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政治敌对态势的消失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贸易增长。这段期间中国和日本在贸易、金融、经济合作等方面有很大发展。一、在贸易方面。１９７８年２月１６日，中日两国签订的中日长期贸易协议，期限为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５年，共８年。两国根据平等互利、互通有无、进出平衡、长期稳定的原则，各出口金额累计１０００亿美元。１９７９年３月，双方同意将协议的期限延至１９９０年，在协议１３年期间，将原定目标金额再增加１至２倍，即双方出口２００至３００亿美元。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上述贸易协议执行情况基本顺利。到１９８２年底，中国原油对日出口累计约３９６０万吨，煤炭７４０万吨，两项共计８４亿美元；我国从日本进口的技术设备成交额为５５亿美元。长期协议后的进出口贸易占中日贸易的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３％上升到１９８２年的３４％。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同日本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各种贸易方式：从轻纺产品的来料加工到石油、煤炭、有色金属等领域的大规模合作开发；从单项的装配贸易到综合性的长期补偿贸易；从企业技术改造到电力工业、港口、交通达输、农业等方面的建设；从采用各种具体支付方式到接受贷款、合办企业、劳务出口、发行日元债券等，两国的贸易额迅速增长。中日两国经济贸易界还互设贸易机构，加强往来。二、在金融方面。大量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建设是中国对外开放政策之一。中国进行建设需要大量的资金，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多种方式从日本筹集资金：一是利用条件比较优惠的日本政府日元贷款－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二足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能源贷款；三是民间银团贷款及投资；四是在日本发行债券和接受无偿援助。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三次贷款，共１５７００亿日元，有助于中国扩充基础设施，对中国的社會主義建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自l ９８２年１月至１９８７年８月，中国在日本发行１９次债券，共计３６５０亿日元和２. ５亿美元。此外，日本还直接投资、以租赁和补偿贸易等方式对我国政府提供商业性资金便利。日本政府还向中国提供无偿援助。自１９８１年至１９８７年共４６２亿日元，用于１９个社会福利和研究项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仅要扩大对外贸易利用外国的资金，而是还要发展对外经济合作，引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经济建设。中国广泛吸收日本民间直接投资，兴办“三资企业”，请日本帮助对现有企业进行改造；与日本合作开发油田。

　　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日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９０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结束。中日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环境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日关系也表现出新的特点表现为中日政治关系起伏不定，曲折多变。冷战结束后，双边关系取得重大进展。中日双方就发展“世界中的中日关系”基本达成共识，日本全面提升中日关系，首次将中日关系与中美关系相提并论。１９９２年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访日和日本天皇访华，中日政治对话登上新台阶。但１９９４年开始，两国间摩擦迭起，双边关系从巅峰跌落，陷入建交以来最困难的时期。１９９４年，日本缩短了对华日元贷款的期限；不顾中國政府的强烈反对，邀请台湾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访日，提升对台实质关系。１９９５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周年之际，日本右翼势力和军国主义者不但不反省历史，反而肆无忌惮地否定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社会黨关于以国会形式通过不战决议，向亚洲国家谢罪的提案，遭到７０% 自民黨议员和４５０万人署名反对。部长级官员接踵跳出来为侵略战争翻案，仅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的三年中，发生的类似事件比过去２０年还多。遭到中国及其它亚洲人民的强烈谴责。１９９６年日本更是变本加厉，在领土、防卫、历史、台湾等问题上全面向中国发难。１９９６年，中国在台湾海域演习之后，日本是除美国外惟一对华提出抗议的国家，主张日本要更加关注台湾的现状和前景，公然干涉中国内政。还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对华实行经济制裁，冻结对中国无偿援助等等。但在同一时期，日本两任首相访问了中国；中国副主席荣毅仁和人大委员长乔石先后访问了日本。１９９７年以后中日关系下滑的势头基本得到控制，１９９７年中日政府首脑实现了互访，双方都主张加强对话扩大合作。１９９８年初中国国防部长迟浩田访问了日本，日本防卫厅长官方访问了中国，中日防卫对话进入新层次；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錦濤访日，为中日新一代政治家建立起对话的新渠道；江主席访日为新世纪中日关系定位、定性，为新世纪的中日关系的新发展注入活力。但令人遗憾的是，１９９６年４月，日美发表《日美安全联合宣言》，强化旨在对付亚洲和中国的同盟关系。２００３年以来，日本利用伊拉克战争爆发之机，及时捕捉到了又一“良机”。２００３年６月，《武力攻击事态法》等“有事法制”相关三法在经过日本国会众参两院高票通过后开始施行。这一被学者称之为“战争法”的法律体系对于日本未来的军事发展无疑具有里程碑般的重要意义，其中所包含的极具主观色彩的“推断有事”概念以及建立在绝对权限之下的全民动员体制等内容均可能预示着日本防务政策将产生根本性转变。也难怪日本防务界为２６年的夙愿得以实现而备受鼓舞，甚至于有人在《读卖新闻》上如是感慨万端：“日本终于成为‘普通国家’了。”

　　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的同时，尽管与中国政治关系摩擦不断增加，但是中日经济关系继续向前发展。冷战后，中日经济关系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据中国海关统计，１９９０年双边贸易总额为１６４. ４亿美元，１９９６年则突破６００亿美元，连续５年以平均２０% 以上的速度快速增长，日本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也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２００２年上半年中国与日本贸易额高达４５１亿美元，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１１% ，进口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在日本贸易总量的份额比上年增长１. ７% ，达到１２.８，中国已经多年成为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在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贸易结构继续优化，逐渐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发展，日本对华投资也在不断增长。据中国外经贸部统计，到１９９６年９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达１４６６２项，协议金额２５０. ０４亿美元，实际投入１３０. ５亿美元，分别跃居我国利用外资的第三位和第二位。２０００年，由于中国加入WTO 在即，日本对华的投资开始恢复。２００１年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经济同步下滑的背景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合同数的高达２００３件，比上年增加２４. １% ，合同金额为为５４. ２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４９% 。同时，投资项目开始向高附加值产品领域扩展，投资区域也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发展。日本对华优惠贷款截至１９９６年已有４批，总金额超过２. １万亿日元，居各国对华贷款之首，超过我国接受官方贷款总额的４０% ，日元贷款主要用于我国交通、能源、农业、基础设施和环境保护等领域近百个重点项目的建设。日本经济界这种同中国经济进行积极合作的巨大热情和实际行动，与１９９６年以前日本政界对华的淡漠甚至敌视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１９９７年以后，中日政治关系逐渐改善，而由于东南亚经济危机的影响等因素，中日经济关系呈下滑趋势。但是自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逐渐增加，除了两国中央银行间建立的经济的对话机制，相互在对方增加金融分支机构，更重要的是两个国家在２００２年３月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实现了中国与日本年度国家在金融领域在亚太地区的高层次合作。中国与日本货币互换协议作为东亚国家和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加快东亚货币安全网络建设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读卖新闻》２００３年１月２７日报道，去年中日贸易总额增加了１５. ３万亿日元，其中出口额和进口额分别比上一年增长３３. ２% 和１３% ，这无疑给出口导向型的日本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该报说，在过去一年中，尽管日本对美国出口下降了９.８% ，但由于对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出口出现强劲增长，所以，２００３年日本的出口总额依然高达５４万多亿日元，贸易顺差也超过１０万亿日元。中国的崛起不仅带动了日本经济的复苏，而且还改变了日本经济一贯仰赖美国的状态。日本的统计数据显示，２００３年日本对美国的出口增长４% 至６% ，而对亚洲的增长则超过了１０% ，其中对中国出口的增长率竟然高达２０- ３０% 。

　　日本自６０年代末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以来，其经济增长速度一直强劲。虽然近几年来受到其自身泡沫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极大冲击，但其总体实力依然雄厚。９０年代世界其它国家所欠日本债务达５０００亿美元。从经济规模看，９０年代初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２９５２４美元，居西方世界第一位，超过美国２０% ，从国际金融看，日元已成为世界上三大主要国际货币之一。从制造业看，日本在汽车、钢铁等传统工业方面已把美国抛在后头，日本产品以质高价廉而横行世界。这一系列光彩照人的成就使得日本要借其综合国力取得与其经济大国实力相适应的国际政治地位。

　　近两年来，随着日本国内新国家主义、新民族主义的抬头，其外交政策谋求自主的成份越来越大，这些因素对新世纪的中日关系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这里，日本谋求“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主要就是指在东西关系、南北关系、军备控制等一系列世界稳定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拥有不次于其他大国的发言权。具体地讲：首先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积极发挥影响世界政治的一极，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成为西方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号“领袖”。其次，要在亚太地区起主导作用。第三，使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从发挥地区性作用进而发挥全球性影响。

　　日本本身想成为政治大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也源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与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形成强烈的反差，成为导致日本国内某些势力制造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产品存在替代关系，会消减日本产品的市场；而日本对华投资的增加会导致日本国内产业空洞化；中国经济的崛起将给日本经济带来威胁等等。虽然两国的经济运行呈现的一些矛盾，至于中日两国的国内状况，也是稳中有变，静中有动。在中国自９０年代以来到２１世纪中期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今后半个世纪中国的国策，睦邻友好，互利合作将是与此相辅的外交政策和核心。中国能否在政治稳定的条件下再度保持经济高速发展２０年，世纪之交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最重要关头，平稳过渡将为中国长期稳定高速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日本的国内环境的变化比较复杂，当前提出的各项改革起前景如何难以预料，但是世纪之交是日本将实施各项改革的最紧要关头，这些改革取得成效，使日本保持稳定，恢复发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日本经济改革取得成效，科学技术仍然居于领先地位，美国经济走下坡路，则日本的经济状况不但会好转，而且还会有发展。日本的政治状况可能变化很大，但对外政策不会改变，维持美国的同盟的是日本最主要的外交选择，很难超越美国容许的限度全面推行獨立自主的对华政策，美国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体现在积极干预台湾问题的态势以及对我国软遏制态势方面。

　　三、中日关系的展望

　　虽然中日关系的变化深受国际局势的影响，但是中日关系基本上还是取决于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对方的态度和所采取的战略。由于中日双方政治经济实力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出现许多矛盾，但是双方仍然存在相互依存的一面，所以总的来说中日关系将在摩擦与合作中曲折发展。

　　经济上，中日两国互为重要的合作伙伴。日本是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日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很强，两国间的相互依存必将随着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而加强。从世界经济发展看，全球化和区域化在同步发展，西欧经济圈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两个经济圈的区域化正如火如荼发展。然而，东亚经济圈是一盘散沙。可以想象，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一家与其他两个经济圈单打独斗，结果必然是吃败仗。东亚经济圈要想在未来的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之间有效合作。因此在经济上，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将会持续快速的发展。

　　政治上，中两国基本条件的绝对不对称和发展趋势的相对均衡化的趋向，使两个国家关系处于新的历史转折阶段。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一座为政治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总体的经济实力在初步的增强，对东亚的辐射能力越来越强。日本虽然是经济大国，但是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还是不具有发生重大作用的能力，但是其政治地位在不断地提高，走向政治大国的步伐明显的加快。日本对大国地位的追求，使得中日关系敏感而复杂。

　　一、日本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日本是一个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的国家，在今后的美欧日联合体中，有可能实现与西欧大国平起平坐，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将会继续增大。日本“政治大国”的野心使其不愿看到中国强大。随着日本谋求政治大国步伐的加快，再加上其外交理念因受东西方划线影响甚深而未能摆脱冷战思维，日本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戒备心理，担心中国强大。日本认为“如果今后３０年中国仍保持高速增长，其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这势必会影响其政治大国战略的实施”，于是产生了一种恐惧感，越来越担心中国成为其安全上的威胁、经济上的对手，极力以种种借口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以制约中国的发展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在台湾问题上，一方面日本领导人小渊惠三等在众多场合均表示支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反对台湾獨立和“一中一台”；然而另一方面又有包括些许政界人士在内的反华分子力图以台湾牵制中国的发展，借口台湾海峡局势与日本安全密切相关，妄图把台湾拉入其导弹防御体系，以便插手中国内政，干涉中国统一。

　　日本通向“政治大国”之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应该是步履艰难的。日本向政治大国迈进的步伐与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冷战后，中国经济不仅承受住了严峻的考验，而且表现出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势头，而日本正是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背景下提出加快实施“政治大国”的战略。在当前这一背景下，情况是复杂的：一方面，日本的很多事务离不开中国的合作，“综观整个亚太，中国在不断成长和壮大，在亚洲的地位已超过俄罗斯在欧洲的地位。”“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中国海等地区都潜藏着爆发争端的危险，而这些问题都与中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日本外交需要有一种牵制力量，使中国无法越出与我交往的伙伴关系框架。强化与印度、越南等的关系就属于这类牌，是对华外交中强化我讨价还价能力的一种选择”。另一方面，日本的发展需要良好的中日关系。首先在战略上，日本出于地缘政治和追求政治大国地位的目的，需要一个良好的中日关系。政治上日本不愿美一极独霸世界；外交上极力谋求增大国际上的发言权，日本在对美外交中必然要借助中国的影响，在谋求大国地位方面，日本将中国视为其推行联合国外交的关键因素。日本联合国外交的重点放在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上，如果得不到中国的理解和支持，将难以如愿。日本的亚洲外交也需要借助中国的“支柱作用”，日本无论在朝鲜半岛还是在东南亚问题上要发挥作用，没有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将是困难的。其次，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中，日本也需要借助中日关系，目前美国谋求单极世界，日本虽怕触怒美国不敢明确支持多极化世界，但面对中俄法等国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日本有失落感。冷战结束初期，日本主张建立“日美欧”三极世界，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后，美谋求独霸世界和欧洲主张建立欧洲人的欧洲，使日本感到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强调中日关系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因素。

　　二、中国的态势与中日关系

　　就中国而言，在处理中日关系时除了政治和经济利益因素之外，感情因素也占了很重要的成份。由于二战期间日本发动的那场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并且至今毫无反省之意，文部省几次修改教科书篡改侵略史实，一些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否认南京大屠殺等。这些行为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９０年代，日本的“经援政治化”令中国人再次领略了经济合作附带政治条件的苦涩。２１世纪伊始，三菱越野车质量、日航服务、东芝电脑性能等新的问题一度大有向中日“民族对立”发展之势。“大葱贸易战”硝烟乍起，预示着继日美经济摩擦退潮之后中日可能迎来经济摩擦频发阶段。今夏出现的这场“京沪高铁”舆论，则使中日政经互动呈现出互联网时代特有的更为复杂和敏感的局面。近年来中日关系中的一些摩擦大都与此相关。在关系历史和主权等原则问题上，中國政府和人民肯定不会让步，历史问题处理的妥当与否一直是中国人对待日本的关键。

　　未来一二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中国出于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关键时刻因此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国需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需要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对中国来说，需要一个稳定的、健康的中日关系。１，中日睦邻友好可以稳定我国的周边环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互为对方最重要的邻国，只有与对方和睦相处，才能为自己争取到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日这两个处于战略上升期的大国间很容易滋生竞争意识。但必须将它控制在两国关系不致破裂的范围内。２，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中国近在咫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是美国、俄罗斯等大国所难以替代的。中日两国在经济上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密切。双边贸易的扩大和直接投资的增加，已经使中日两国彼此都有求于对方，谁也离不开谁。３，冷战以后，中美日三国间已经形成某种程度的互动关系。目前，美国当权者在潜意识里总是把中国视为未来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主地位的竞争者，既想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在这个世界最大潜在市场的发展中最大限度地获取利益，又要千方百计地对中国的崛起加以遏制。在中美关系曲折起伏，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稳定中日关系，对改善我国战略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４，亚太经济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区域一体化趋势对中日两国有着积极的意义。５，中日两国在推进世界格局多极化问题上有较多的共同语言和协调行动的可能性。中国反对美国的霸权战略和单边主义政策，不希望看到一个单极世界，认为多极化的道路虽然曲折，但却是必然的趋势。在对待日本关系的问题上，中國政府的态度比较明确，致力寻找和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战略利益的交汇点，促使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东亚人的东亚——浅谈08年中日关系发展

2008-01-22T22:52:00.000-08:00

07年对于中日关系来说，转折一词毫不为过。日本政局虽经波折，中日关系却春暖花开，一扫05年大有中日开战之势。对于绝大多数热爱和平的人来说，这无疑是好消息；对于关心中国外交和东亚局势的人来说，这更是一个好消息了。

　　东亚地区总共5国，蒙古的影响力有限，朝鲜问题另当别论，东亚有竞争力的国家实际只有中日韩三国，其中又以中日为大。因此中日关系直接影响东亚局势。而中国对日战略也直接影响整个东亚政治格局。曾经一度中日关系紧张，中国意图利用日韩矛盾以“联韩抗日”，不过在笔者看来实非上策。虽说日韩却有矛盾，但中韩之间却也不是亲密无间，中韩政治摩擦时有耳闻，而且韩国对中国的戒心恐怕也很大。众所周知中韩之间的历史渊源，是韩国有说不出的效果心里，从汉城改为首尔这件小事就能看得清清楚楚。韩国的依据使其很难成为可靠盟友。因此一方面中国联韩抗日效果不大，另一方面却又担心日韩联手夹击中国，因此中国东亚外交很是难受。

　　但如果中日关系得到大的改善，一切又当别论。一方面中国来自日本的压力大为减轻，东亚局势更趋明朗；另一方面对解决台海问题也有帮助。虽然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但日本因为海上生命线问题也对台海局势很是“关注”。如果日本对中国顾虑大为减轻，一旦“台海有事”，日本若静观其变，便算是对中国的“诚意”了。此外诸如钓鱼岛东海油气资源开发问题，在中日关系有实质性进展的前提下，恐怕也只是技术层面问题了，拿到谈判桌上总会有两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恐怕会有许多人对上述议论不以为然。笔者也清楚以上假设的前提是中日关系得到大的改善。然而中日关系到底能走多远谁心里也没底，毕竟05年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大家还是记忆犹新。而中日间的历史矛盾更是两国许多民众难解的心结。尤其在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前提下，像福田首相这样的温和派毕竟不多。而日本恐怕一直也把崛起的中国当作最大的对手。这种情形下如果宣扬不要对日本有戒心就是没良心。然而虽说如此，笔者却看好中日关系的发展。

　　诚然日本一直把中国当作对手，不过日本实际上一直很敬重对手，而且对于实力相当的对手日本一般都有所忌惮。战后日本也一直在反思，虽说觉悟未必有多高，但他们也清楚当年与美国开战是多么愚蠢。因此即使日本强大了一些，却也不敢轻易再向大国宣战。而目前的情况是今年是2008，不是1898，中国不再是刀俎上的鱼肉了。从这点上看，稍微有点理智，日本也不会在目前与中国交战，这是中日有可能合作的前提。

　　不仅有和平的前提，中日更有合作的基础，且不谈中日间日益密切的经济往来，仅从战略而言中日也需合作。过去人们常说一山不容二虎，中日之间非决出高下不可。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未免太过狭隘。欧陆之上法德两国就是合作的光辉典范，谁说大国就一定互不相容呢？谁说百年仇恨就一定不可化解呢？不妨把眼光看开阔一点。欧洲的团结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抗衡美国，建立“欧洲人的欧洲”，难道中日之间就没有这种诉求吗？众所周知美国扶植日本是为了对抗中国，然而日本人的骨子里是不愿受美国摆布的。美国把日本作为对付中国的真正王牌，又把中国作为控制日本的有力武器，以此达到东亚战略平衡并获利良多。终日如果要改变这种现状就不得不合作。“东亚人的东亚”难道不更好一些？中日都应深思。

　　当年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只是侵略的借口，不过从时代的发展潮流来看里面还是有合理成分的。当然一切要以两国平等互利为前提。除了盲目的民族主义者，中日合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不过摆在两国面前的依旧是沉重的历史与仇恨。笔者因这些言论恐怕就免不了“亲日派”的标签。然而心里有话还是要一吐为快，只希望有识之士能够理解。

《联合早报网》

“民意”和“利益”：压在中日关系头上的两座大山

2008-01-22T22:47:00.000-08:00

2006年10月，安倍晋三访华，他是第一个就任后首先选择中国进行访问的日本首相；2007年4月，温家宝访问日，中国总理终于踏上了远比非洲大陆近得多的这个亚洲邻国；2007年12月，福田康夫访华，中国是他上任后第一个访问的亚洲国家。

　　中日之间好像因为政府首脑的互访而变得亲热起来，其实，安倍的“破冰之旅”根本破不了中日之间的冷淡，温家宝的“融冰之旅”也融不化中日之间的隔阂，福田的“迎春之旅”也只有场面上的喧哗，在寒冷的北方根本看不出春意怏然的样子。高规格的款待只能在形式上夺人耳目，中日关系的“春天”其实遥遥无期。因为，中日两国之间的“民意”和中日两国之间的“利益”这两座大山，谁也无法在短期内超越。

　　中国人对日本的好感大多停留在樱花和电器这样的物资层面，在中国人的内心中，特别是北方人，日本在二战期间的侵略和日本人对台历史的态度都无法得到原谅，甚至日本人在礼仪上的点头哈腰和连声不断的“哈伊”都成为了话柄。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上，日本人的态度不仅引起了中国和韩国的不满，美国众议院也在2007年7月通过了谴责日本在二战时期强征“慰安妇”的决议案，随后荷兰议会下院和加拿大众议院也分别在2007年的11月20日和28日通过了类似决议案，敦促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进行道歉和赔偿。世界人民都看不下去了，何况中国人！

　　在日本，许多日本人骨子里有点看不起中国人，中国人的低素质、不团结、不爱国、追着历史问题不放等等都是一些日本人的说辞。为什么一些日本党政要员不敢对历史问题作出进一步的正面回答，是因为众多的日本人不愿听到这样的声音。在一个民主国家，政治人物知道自己的政治生命掌握在选民的手中，什么样的选民就会造成什么样的政治领导人。我们应该记得，2007年7月初，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就是因为一句“美国对日投放原子弹是无奈之举”才被迫下台，在历史问题上，一些日本人从来不愿意承认“错”，而把“错”都推给古人和别人。

　　除了“民意”这座大山，现实的“利益”问题也使得中日关系举步维艰。即使抛开历史问题不管，中日的政治家也抛不下东海问题、钓鱼岛问题、日本入常问题等等。拿入常问题来说，2005年夏天发生在中国广州、深圳、上海等地的游行充分说明了中国人所持的态度，中国领导人对此也不得不慎重考虑。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美国和日本，恐拍还没有第三个国家能激起中国人如此强烈的反应。

　　其实，相对于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复杂程度毫不逊色。因为中美之间大多是现实问题，而中日之间往往是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这样使得“民意”隔阂更难消除，“利益”冲突也更难解决。

　　笔名：鲁东明

近代中日道路区别在于双方的统治阶级

2008-01-22T22:32:00.000-08:00

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不管是不是法律上世袭性，往往是世代相传的。现代西欧和日本虽然是选举制，但往往是世代相传，父子，侄子等等很多都是议员，很多时候选区都继承。美国情况相对少，但也有不少，比如美国总统布什父子，前副总统戈尔父子。这种相继性原因，有隐含知识的传授，道路的指导和帮助，遗传因素等等。旧统治阶级被代替发生在他们的能力和素质不在适应新时代，比如新财富，新知识，新社会变化，竞争势力的挑战，外来入侵等等。

　　因此一个国家统治阶级能力基本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强大和能否很好应对国内外挑战,中国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唐朝强大在于统治阶级由关陇军事贵族和关东士族组成,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

　　日本明治维新成功是因为年青的武士阶级掌握了权力,旧的统治阶级，幕府将军和大名不能成功应对国内外挑战。

　　当时统治中国的是满蒙贵族和汉族士大夫阶级,他们已经很腐朽,内部斗争激烈,维护旧利益, 思想保守.因此中国经济实力很强,有很多钱,但是因为政治腐朽,最后失败,和日本竞争就是这样,日本勒紧裤腰带买不起8000吨级的铁甲舰,清朝靠海关关税就买了两艘。

　　明治维新的发起者都有国外留学经历,像任首相的伊藤博文,中国出国的官员回国反而受歧视,中国第一任英国大使郭嵩焘回国之后抑郁而死.到英国学习严复学习成绩比同班日本留学生伊藤博文优秀,回国后严复在海军当老师,而伊藤博文回国任首相,思想开放,<<瀛寰志略>> 的作者徐继畬受排挤免职回家.这说明中国统治阶级接受新生事物困难，难以适应新变化。

　　中国旧统治阶级的态度和能力和素质已经满足不了时代挑战, 最后被代替,先是洋务运动兴起的北洋军政集团代替清朝统治,但他们来源于旧统治阶级,虽然有新技术和新思想,还是老一套统治思想, 没有办法建设现代国家.

　　蒋介石本人思想也很旧,也是用旧思想统治国家。他出身于士绅家庭，职业军人出身，保定军校学习，有现代知识，思想观念与北洋军政集团有相似性。蒋介石缺乏现代群众思想，不能顺应民心，维持统治的用传统师生关系。不明白普通人民的思想,在国民党军队从高级军官到普通士兵都不愿意打仗下，发动内战。

　　统治阶级有现代思想，但是不代表他们能把国家带入现代化，比如巴基斯坦，菲律宾，中南美洲一些国家，统治阶级受西方大学教育，但是作为大土地所有者，维护现存秩序。

　　日本武士阶级是一个专业阶级，没有多少土地，因此能发起社会革命。中国旧统治阶级出身于士绅地主阶级，不愿意改变现状。

　　中国革命发动者像孙中山是医生，毛泽东是教师这类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与旧利益关系不大。

　　广州麦辰

从福田祭拜孔子说起

2008-01-22T22:28:00.000-08:00

在北大的演讲中我们见识了福田首相深厚的文化修养，福田前天到山东祭拜孔子则隐含了好些深刻的含义，充分显示出福田了不起的才干。

　　福田祭拜孔子迎合了现在中国政府推广孔子学院的行动，讨好了中国民众和政府，表面上看这好象只是一种外交手段。但仔细思考，我们可以看出福田祭拜孔子的很多深刻含义。

　　一.隐含深刻反省

　　日本古代从中国学习文化政治制度，日本人的学习是认真的有所挑选的。例如最高统一的权威可以减少小国家间的纷争，减少社会操作成本，因此日本人在确立天皇之后就眉宇更换，一直坚持着这样的规则。即使在幕府时期，幕府权力掌控一切，他们也没有产生起而代之的念头。天皇作为一种中央权力的认同一直维系着整个日本（不管是否有实权）。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日本人是认真守信的。

　　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的显著特征就是学习儒学，儒学的精神渗透于整个日本社会，使得日本成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国家和民族。犯罪率低、社会贫富悬殊差距最小、工作认真尽责、等等所谓的“日本优越性”追究根本都是受儒学精神的影响。如自律和严格的等级尊卑制度。

　　福田说过：“要谦虚的反省历史”。日本人在引进中国儒学的过程中经过了筛选，认为“仁”没有用处不适用日本，因此将之废弃。仁是什么？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庄子.在宥》：“亲而不可不广者，仁也。”

　　仁爱天下，天下大同的思想是日本人难以理解的。没有仁爱将难以成为大国。因为没有仁爱难以获得认同和获得归附者。日本一直就处于小国寡民的阶段难以认识“仁”的效用。俗语讲不让土壤之所以成泰山，不择江河才可以成大海。日本就是因为缺少“仁”的精神才致使其迅速衰落，现如今成为美国附庸。因此对“历史深刻的反省”指的是由于没有深入领会孔子精神，导致错失成为领导世界机会。祭拜倡导以仁为主的孔子，应该就是深刻的反省。有反省就应该学习，“仁”应该是日本现在主要的研究课题。

　　二.提醒中国不要被仇恨蒙蔽

　　儒学近百年来在中国遭到废弃，标榜“复仇”的假强悍甚嚣尘上。殊不知，复仇只是弱小的野蛮者才使用。现代社会如果谁因为亲人被杀，而再采取亲自报仇的行为会被人认为是疯子和野蛮。（近期报道的因亲人飞机失事，而枪杀机组人员的事件就是野蛮）福田祭拜孔子有反省也有提醒，日本人对于中华文化还是认可的。

　　“七擒猛获”就是“仁义”智慧的具体表现。如果诸葛亮放不下蜀国将士的牺牲，只注重于复仇，就没有以后少数民族地区的长期安定。曹操隐忍了张绣杀子的仇恨，才使得众多有用人才的归附。培养仇恨情绪于己于人都不利。所谓“怨怨想报何时了”，讲究仁义、冰释前嫌才是泰山不让土壤的精神，才可以成其为大。巍巍中华之所以绵延不息、不断壮大得益于“仁义”。“爱人之心”，“亲人之情”，推己及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一家，无乎内外才是真正的大国精神。

　　回顾历史，匈奴女真今何在？不刻意培养仇恨才是大国的策略。以天下一家、天下大同的思想来思考问题才是中国与日本的契合点。谁又敢猜想两百年后的日本与中国是不是同一个国家？以后的世界肯定就如：历史上的希腊众公国，最后成为先希腊；历史上的战国最终先中国；历史上的十三联邦成为现美国；现德国由几十个小国家组成；……。世界统一在同一机制下，减少争斗是必然的趋势。而最有可能获得世界认同的模式就是以中国模式为主要骨架的“仁义”模式，因为“仁义”已经超越种族和国家，是世界大同的基本版本。

　　中国人不要妄自菲薄，要充满自信，相信我们可以为人类的和平作出伟大的贡献。领导者不能强调自己的仇怨，给人宽容大度的公平印象对于提高国家的领导能力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要学习一下毛泽东、周恩来对待日本的大智慧，学习一下诸葛亮的“七擒猛获”。采用暴力报复或打压从来就不能让别人心服（不管是个人或群体乃至国家），有容人之量才能成其大。这也是辩证法，煽动仇恨是不可取的，也是愚蠢的。

　　辛一山

靖国神社之“结”

2007-11-23T04:04:00.000-08:00

□内藤康(发自日本)
刘柠译
　　
　　2004年，虽然中日首脑会晤在事隔三年之后终于实现，但是中日之间的僵局并未出现多少缓和的迹象。2004年年底，传出日本首相辅佐官山崎拓曾向靖国神社试探“分祭”的可能性却遭拒绝的消息。这或许表明，日本政府已意识到靖国神社是历史问题中绕不过去的一个“结”。但是，意识到这是一个“结”，与意识到去参拜是一个错误，与进而意识到发动侵略战争是一个罪行并作出深刻的忏悔与谢罪，无疑是有很大距离的。在历史面前，一个国家的良心是无以遁形的。

　　神社佛阁

　　2005年1月5日，新的一年刚刚开始。此时去神社和寺庙参拜，为自己和家人在新的一年里的幸福祈祷，至今仍是为许多日本人所恪守的习俗。

　　不过，这一次让笔者动念去位于东京九段的靖国神社看一看，却并非为了拜神祈福，而是想要知道，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造访者到底会以怎样的姿态来到这个明显已成为中日麻烦与摩擦的象征的设施。

　　出地铁爬过一个长长的阶梯，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位于九段坂对面的靖国神社标志性的大鸟居。到达靖国神社需上一个陡坡。这一带在15年前曾有一个中国研究所，是笔者在学生时代经常光顾的去处。

　　穿过略显古旧的大鸟居，与日本其他的神社一样，参道的两侧，有迎合新年的各式各样的货摊、卖点。大阪锅烙、烤墨鱼、糖炒栗子等小吃摊点和猴戏杂耍倒也令人赏心悦目。

　　过了大鸟居再往前，是大村益次郎铜像。大村益次郎是近代日本军队的缔造者、戊辰战争(明治维新之际，发生于新政府军与旧幕府军之间的一系列战事)的最大功臣，明治维新之后不久遭士族暗杀。

　　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纹章的大门，不经意间流露出这座殿社在日本拥有的地位。穿过大门，就到了本殿。这样的日子里，终于见不到那些平时在新闻中屡屡出现的身穿旧军服的遗老遗少。满眼所见，净是穿和服的年轻女性、放学回家的小学生等寻常的男女老幼。这一刻，突然间让这座殿社呈现出了它本应具有的气息。

　　在拜殿里面，一位年轻女子正双手合十。一般日本人在参拜神佛时是默不出声的，但那位女子嘴里却叨念着一位好莱坞影星的名字。她大概是在祈祷有一天能亲眼见到她所崇拜的明星吧。旁边那位穿学生服的小学生，也许在祈祷“成绩不断提高”，或者“想要的玩具快快到手”……这样的祈祷恐怕也早已脱离了传统的宗教意义。
　　
　　“双面”神社

　　沿拜殿的右侧往里走，就是“游就馆”，正是这里交织了日本与东亚各国近现代依赖的无数“恩恩怨怨”。

　　5年前来的时候，这里还是古旧的建筑，3年前已被修葺一新。只有在这儿，才能感受到其他神社所不具备的、为靖国神社所独有的“特色”。在落地玻璃窗的新馆里，陈列着“零式”战斗机和在战场上使用的蒸汽机车的车头；与明治维新以来的各种兵器、军服、战争绘画一起展示的，是在昭和以降的各个战事中阵亡的军人的遗书、遗照。

　　馆藏资料显示，作为日本最古老的军事博物馆，于1882年(明治15年)开馆的“游就馆”历来宣称其具有如下之“使命”：“为近代国家之成立，为我国之自卫图存，进而从世界史的视角出发，为达成无关肤色的自由、平等之世界，发生了诸多难以规避之战事。为这些战事奉献了宝贵生命的是我们的英灵，而彰显英灵之武功、遗德，真实地重现英灵们所走过的近代史之历程，乃本馆一向所秉持的使命之所在。”

　　批判、谴责如此“历史观”，即使是作为日本人的笔者也当义不容辞。尽管最近100多年的历史并非一无是处，但就最终的结果而言，给近邻诸国造成偌大的伤害是不争的事实。对此，理应谦逊地反省，而不是如此轻率地自我评价。

　　靖国神社当然也包含着对战殁者的慰灵与追思。在馆内，有一个84岁的老母献给于1945年战死的儿子的偶人，旁边是一封信：“每当想到吾儿以尚未婚娶的23岁年纪而撒手人寰，都会感到柔肠寸断。今天把这个漂亮的花嫁偶人给汝，权当……”

　　诚然，这个士兵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走卒，曾经是侵略战争的协力者。但更加重要的是，因战争而失去儿子的母亲的悲痛，是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在《遥远的山河———东大战殁学生手记》等文献中，从那些战争后期的所谓“出阵学徒”，被强制征兵后战死的学生所留下的手记里，多少能读出一种虽然祈愿和平，对法西斯主义和战争抱有疑问，但终难对抗残酷命运的郁闷与苦痛。后世的日本人，有必要铭记今天和平之不易，它是建立在亚洲众多生命的牺牲之上，当然也包括这些士兵的冤魂。

　　这些无不在提醒着人们关于那场战争的记忆。然而，这却丝毫不能掩盖那种把策动并亲自指挥了那场战争的人物，当作“英灵”来祭祀的做法之荒谬。因为，正是他们驱使众多的青年走向沙场，加大害于无辜，进而化国土为废墟，直至把日本推向毁灭的边缘。即使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也不容将其行为正当化，更不容许一国之首相拜谒其阴魂。

　　分、合祭之争

　　靖国神社的甲级战犯合祀，肇始于1978年。据作为天皇的侍从长，曾服侍天皇从战前到战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德川义宽的口述(以下简称《遗言》)：战前，靖国神社的合祀者，由陆军、海军省决定。战后，厚生省与靖国神社协调，将认定为“战争公务死”者的名单通报给神社方面。根据名单，由神社方面实施合祀。靖国神社在1959年开始了乙、丙级战犯判死刑者的合祀。 1966年，在从厚生省发往神社方面的名单上，追加了12名甲级战犯的名字。

　　1970年，在神社的运营上作用举足轻重的“崇敬者总代会”决定，视时机对甲级战犯实行合祀。而当时主持神社工作的、旧皇族出身的筑波藤吕宫司(神道教神官，相当于佛教寺庙里的住持)最终也没能下此决心。真正迈出决定性的一步的，是接替筑波任宫司的、旧军人出身的松平永芳，他于1978年就任宫司后不久，就在是年的秋季大祭上一举实现了全面合祀。

　　另据德川的证言，曾不遗余力地大力推动合祀“事业”的青木一男(曾任东条内阁的大东亚相)当初主张，“如果不实行合祀的话，就等于承认了东京审判的结果。”合祀究竟是在一种怎样的历史观之下被操纵出笼的，由此也可见一斑。据说，宫内厅方面在当时就认为，“厚生省的行政操作与靖国神社的祭神化是不同的问题”，对合祀决定不止一次表达了强烈的不满。

　　《遗言》还暗示了昭和天皇对合祀方针的抵触态度。1987年8月15日，天皇吟诵了一首自创的“御笔”和歌：“又逢今年之此日(指8月15日，战败纪念日)，靖国(神社)宫墙，朕的忧思无边涯。”而在和歌发表之际，向天皇面陈的(左近人士对和歌的)意见中，虽有“合祀原本怪异，为之纠缠亦属滑稽。脚踩双船，不亦说乎？”之说，但实际上，天皇的心情是倾向于前者的。德川本人也认为，“靖国神社之本，旨在‘靖国 ’，本应祭奠那些为国捐躯的志士。如将那些陷国家于危亡之中的人也一并合祀的话，就难免会有异议。”

　　事实上，虽然从靖国神社方面一再传出请求天皇参拜的呼声，但自从甲级战犯合祀之前1975年的最后参拜以来，现在的(平成)天皇除了在皇太子时代的参拜经历，尚未以天皇身份参拜靖国神社。

　　而一而再、再而三，对靖国参拜乐此不疲的小泉首相，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日本国民心情的“代言者”，笔者深感疑虑。

　　“不问死者前生罪”，这是在靖国参拜问题上，屡屡被提到的、日本特有的“生死观”。然而，这种“生死观”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具有常识性、普遍性的生死哲学。因幕府末期的戊辰战争，在萨摩、长州(今鹿儿岛、山口两县的古称)及被其攻灭的会津(今福岛县)之间，绵绵遗恨至今难以消弭。笔者从前在福岛县的温泉旅馆下榻的时候，曾与旅馆的主人对饮。“戊辰战争中，我们会津人可给萨长(萨摩、长州)害惨了”，主人一边喝酒，一边流泪向笔者倾诉的情景历历在目。

　　日本哲学家梅原猛接受《世界》杂志的采访时说，“给邻人制造了相当的麻烦。即使对自家人来说，祭祀也许是必要的，但既然给人家造成了麻烦，那么当着邻人的面，默默地祭祀，不要搞得过于扎眼，这难道不是国与国之间起码的礼仪吗？因此，要祭祀的话，首相也应该在心里默默地祭祀才好。”

　　遗憾的是，今天围绕首相的靖国参拜问题的议论，无一不是在赋予靖国神社以某种“新义”，即作为上述的那种排外、独善、复古的历史观的“牙城”的履新使命。而宣扬这种史观的书籍就摆放在“游就馆”内的精品店里。

　　然而，以这种形态让“英灵”在当代复活，决不是东亚各国民众的愿望。再也不要生产像我们这样可悲的战争受害者……这难道不是人们共同的希冀吗？然而，今天的靖国神社什么时候能像日本全国成千上万的神社一样，不再如此搅闹得四境不宁，安静的存在呢？

　　笔者过去虽曾数度造访靖国神社，但却从来没有在祭坛上双手合十地正经拜祭过，这次也没有。而与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面向祭坛，笔者在心中默祷了片刻：你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但同时，你们中的一部分人，以错误的方向误导日本，并使他国众多的国民蒙受莫大损害。如果你们承认那是一个错误，如果你们真的爱日本的话，就请再也不要让这个国家挑起、或者卷入什么战争，请保佑这个国家与邻国的永远的和平与繁荣吧。　　

我们也错了吗?

2007-11-13T06:51:00.000-08:00

在北京即将举第29届奥运会的时代，在中国经历20多年改革开放重新屹立世界的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心终于在消磨一个世纪之后，逐渐恢复着。同时，望着邻国东瀛历任首相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右翼势力的重新崛起，教科书粉饰篡改侵华史实的现状，一些中国人开始愤愤不平地走上了街头，高呼着抵制日货。

　　中日关系在周恩来时代开始创建的友好，什么时候又出现了问题？

　　杭州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闻莺”公园中有一个友谊园，园的中心矗立着一块高3．1米，用米黄色花岗石筑成的石碑。石碑上面刻着“日中不再战”五个大字。这块碑是杭州市友好城市日本岐阜市人民于1963年12月赠送给杭州的。四十多年过去了，纪念碑一直耸立在西湖的湖光山色中，也溶入了山水间。但是有心的人就能发现，在移步换景处处可以入画的西湖边，哪怕是一块写着景点名称介绍的木牌都有不少游人与之合影留念，可是在这块风景绝佳的石碑旁边，却很少有游人举起照相机与它并立留影。即使偶尔发现一群装束时髦的老太太围着石碑态度祥和的微笑着，一等摄像师放下相机，她们就叽叽咋咋地好象有很多感慨，这时才发现，原来是一群日本游客。

　　为什么日本游客千里迢迢的跑到中国，能够非但不回避，反而围着日中不再战的纪念碑合影，而中国游客却都敬而远之？

　　看看中国的媒体也许能发现中国人似乎更热衷于另一件事情——要求日本反思认罪。再看看日本他们也也确实一直在反思，他反思了珍珠港事件，反思了山本五十六的覆灭，却回避了南京大屠杀。因为他们知道，苏联出兵东北和美国扔下两颗原子弹并不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或者其他血腥罪行，而是日本损害和威胁到苏联和美国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这才是日本自己必然要反思的。于是现在，无论是面对趾高气扬的盟主美国，还是依旧霸占着北方四岛的俄罗斯大佬，日本都小心翼翼。而对中国呢？他们怎么还不知足？不是在他们建国之初到现在给了那么多年援华贷款了吗？怎么还惦记着二战的赔款，你们的开国元勋都说不要了，现在怎么又来认后帐？

　　面对日本的“深刻反省”，中国人似乎还不太明白，为什么对同一事情的理解会差距那么大呢？于是刚刚恢复了自信的中国人在不断推出的新编历史电视剧中得出了结论：只有泱泱中华才是天下大道，东夷小邦陋恶不堪，有待中华文明的教化。于是中国人说教着日本人在赎罪观念上与德国人的差距，对历史上传授他许多知识的老师也不够尊重。

　　中国人洋洋得意的数落着日本人数典忘祖，不记得历史上把古代日本推向进步的“大化改新”——那还不就是他们崇敬到神化的圣德太子模仿唐制建立起来的吗。然而对比一下同样模仿中国制度的朝鲜，竟然惊奇的发现，东亚唐文化圈三国中，只有日本的宫庭没有接受中国的太监制度。作为封建社会一大毒瘤和畸形见证的太监制度在中国和朝鲜几乎伴随了整个漫长的封建时代，但是日本却轻易的“免疫”了，是因为当年的圣德太子没学像吗？回到事情的结果上来看，封建的中国没落了，作为属国的朝鲜被奴役了，而日本却最终成功摆脱了这一命运，走出了自己发展的道路。

　　历史上最终受到尊敬的民族都有他值得称道的地方。面对英国殖民当局的压榨，年轻的美利坚民族放下不同自治州之间的分歧，统一对敌，终于赢得了独立。虽然最终还是一内战解决内部矛盾，但从来没有使得祖国分裂。

　　在地球另一端，面对腐化的政府，巴黎人民一次次起义。为了真正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他们几乎将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到人民公社的各种社会制度全在自己的国家里演练了一遍，不成功就立即推翻，毫不迟疑。现在，虽然经历了二战的痛处，但仍然没有人能否定他大国的地位。

　　然而已经在这个世界上屹立千年，雄霸一方数百年的中华民族，面对外敌的时候，却依旧在为了内部矛盾而争斗不休。当战争结束，战胜方树立世界地位大好时机的时候，中国人还在内战，这最终使得在战争中付出最惨重代价的人们却没有赢得最大的尊重。在八年抗日战争伤口鲜血尚未干涸的时候，内战的鲜血又冲开了中国大地上薄薄的痂。也许有人要说，那是中国当时的国情造成的，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人们的眼光从来就不能往外面看看，再回过头拍拍正在互相屠杀着的人们的肩膀，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是一体呢？我们承认自己的劣根性，自从鲁迅先生给中国人那一巴掌之后。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改掉过。

　　李敖在抗曰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说“如果我是日本人，我也会去参拜靖国神社！”他愤怒地痛诉着“我欲哭无泪，我想跪下叩一万个响头……却找不到他们的牌位！”而“他们”正是指“在抗日战场和朝鲜战场上用血肉之躯抵抗了小日本和美帝机枪大炮的几千万中国先辈”。

　　李敖以他特有的犀利解读着日本人为什么要参拜靖国神社，他说“因为对于大和民族来说，里面所供奉的：都是他们民族的英雄呀！为了国家民族的荣誉，日本军人可以驾机冲向美国军舰，同归于尽！战败时可以集体剖腹！剖腹！你知道怎样剖腹吗？把刀插进腹部往胸部用力一剖，再横着用力一刀！淋漓尽致！为了祖国的尊严，你们谁敢！谁愿？！不敢就没有资格说日本人！”他在怒骂，怒骂那些已经忘记了张自忠忘记了邱少云忘记了许许多多为国捐躯的热血英魂的人们。他又是悲痛的，因为他的清醒。“曰本人有靖国神社可以参拜，我们没有！也没有人要去！烈士尸骨还在，名字已经消失…… 我想找个给英雄下跪的地方！我想请日本人告诉我当年是谁在中国的哪个地方和日军血战过！不过日本人肯定不告诉我，我们的英雄已经战死几十年，日本人仍然害怕他们。但今天我们比抗日时有钱，日本人却变本加厉地唾弃我们！” 语言是尖利的，让看到的中国人脸上热辣，但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看到这一切的人那么多，却没有什么人有能力去改变。鲁迅是无力的，最终只是新文化运动中被差点革掉的中国方块字。李敖是无力的，他只能带着一塑料袋鞋子在台湾的“立法院”里一双一双地丢向当政者。他们认识到的，告诉了我们，我们说“是呀！”可表示了认同之后呢？又各顾各的，什么也没有改变。我们鄙视日本人，又陶醉于日本影片，崇拜日本明星。我们从古就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民族。我们很早以前就知道不能竭泽而鱼，却也一次又一次为了营建高大宏伟的宫室使得蜀中青山尽空，而这只为了耸立万年的颜面。

　　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从来就没有一次真正反省之后彻底的改变。因为我们曾经有太多值得骄傲的成就了。

　　日本人从来没有说过日本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中国人也从来不说。中国人知道的是大唐文明中华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中国人喜欢说日本人的字都是中国汉字的偏旁改造的。但是很少有中国人知道，现在我们大量使用的很多代表现代文明产物的词汇都是从日文中借鉴过来的，包括无处不在的“共产党”、“政府”。我不能说这是日本文化对中华文明的一种反哺，但先一步接触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日本，确实利用他与中国紧密相连的文化渊源为中国吸收西方先进文化提供了一个优良的先期条件。在面对完全陌生学科领域的拉丁词汇时，中国的翻译家们，比日本早期的学者要幸福得多，毕竟，我们还有一种和中文相似得多的语言可以参照。而恰恰是这些词汇及其所代表的实质构建了现代社会。不敢说没有日本中国就研究不出这些词合适的译法，但也许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就还会多出许多类似“德先生”“赛先生”之类各种各样的“先生”。然而在这点上，既然我们没有感谢日本，那为什么要日本为了数百年前的事情来感谢中国呢？

　　中国人好面子，而这一点几乎是溶解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深植入中国人的基因里：一个贫困县，政府盖得像白宫，前面还多一条玉带河外加几座金水桥。所以在对于日本问题上，中国人最高的要求其实就是要满足中国人的面子问题。

　　只要靖国神社没有政府高官去参拜就好了，里面摆不摆战犯牌位，有没有民众去参拜，那和我们中国人没关系了。毕竟在中国眼里高官才代表国家，国家去拜了，那中国就失面子了。至于其他，哪怕全日本人民每天三餐饭后都去拜他一拜也和我们没关系了——那属于个人行为。

　　该是放下面子观的时候了。在越来越多日本青年不了解二战真相也不想了解的时代，中国人更应该反省自己，在要求别人改正的同时能不能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更加积极的形象。毕竟，赢得别人的好感是化敌为友的第一步。这一点，我们在周总理的时代曾经做得很好。

　　杭州璜氏

《联合早报网》

差距不可漠视日本有多少"世界第一"

2007-11-13T06:47:00.001-08:00

中国青年报王大卫

最近写一篇关于日本的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GDP为日本的三分之一，人均GDP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有朋友看到后表示怀疑：“人均差这么多我相信，GDP总量差这么多吗？我觉得该差不多了吧！”

中日GDP(国内生产总值)到底差多少并不难找。查阅相关资料后发现，2004年年末,中国的GDP仅为日本的1/3,但2005年12月20日“突然” 达到了日本的一半。日本学者说，2005年的“突然”上升是全国经济普查修正统计方式的结果，也和汇率的变化有关。当然，我们的增长也是货真价实的。据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日本的GDP为5万亿美元，中国约为2.6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日本的一半。据说中国的GDP年底要超过德国，名列世界第三，还有预测说2012年中国的GDP将超过日本。

看来我弄错了，引用了错误的、过时的数据。中国GDP快速增长，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自然是可喜可贺之事，作为中国人无疑感到自豪。然而，高兴之余还是要关注到差距，日本在许多数据方面依然领先我们很多，不可漠视。

首先，GDP背后的能源消耗不同。日本的国内生产总值约占世界的16%，其一次能源消费仅占世界的5.3%；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5%，其一次能源消费占世界的10%强。钢铁产业是耗能大户，各国生产1吨粗钢需要使用的煤炭量相差很大，中国为1.5吨，美国为1吨，而日本仅为0.6吨；另外，日本每使用1000克油当量的能源，可创造出10.5美元等额价值，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7倍~10倍。日本的钢铁业在产量方面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但是在高级钢材的产量方面超过中国，居世界第一，在钢材出口方面也居世界第一。

其次，日本的GDP大量投资于科研。尽管近年日本综合竞争力后退，但日本的科技竞争力仍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科技研究开发投入的经费也仅次于美国，占世界第二位，比德国、英国、法国3国的总和还要多。1990年以来，日本研究开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位居世界第一。日本的研究人员数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日本每万人劳动人口的研究人员数为全球之最。

科技大军的背后是对教育的重视，这方面日本也有诸多世界第一。日本初等教育入学率为 100%，达到这个水平的国家还有韩国、瑞典、英国、法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意大利；日本中等教育入学率为99.5%，居世界第一，基础教育的扎实发展，造就了平均文化素质高的日本国民，成为日本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最宝贵资源。日本取得这个成绩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早在1911年，6年义务教育的就学率便达到 98%；1947年,日本又将义务教育延长至9年。

相比而言，日本的大学教育并非世界领先，但在亚洲名列前茅。2007年 11月，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专刊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有多所高校入围，但内地高校的排名略有下降。排名亚洲第一的是日本东京大学，全球排名为第17位。北京大学由去年的第14位跌至今年的第36位，清华大学由第28位降至第40位。另据统计，在日本，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高达48%。

在财富方面，日本也有诸多世界第一。截至2005年年底，日本持有的净海外资产总额为180.70万亿日元，连续15年居世界第一，而且远远超过位居第二的瑞士(48.85万亿日元)以及位居第三的中国香港(44.23万亿日元)。日本是全球持有美国国债最多的国家，至2005年6月底，日本持有6800亿美元美国国债，占外国持有美国国债总额的34%；中国为2432亿美元，占12%。

除了科技、经济，日本还有其他一些世界领先之处。其中尤其值得我们深思的是，日本的软实力――国家形象也是“世界第一”。2007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公布一项调查，27个国家不到3万民众评估12个主要国家，显示中国国家形象第五，中国继续在世界民众的心目中以适度的正面形象出现。但日本国家形象却位居世界第一，高出中国多达12个百分点。

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64%，与1964年的水平相比几乎没有变化，是世界上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日本不对国内森林进行商业性采伐，木材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与之相对照，中国森林覆盖率仅为18%，低于22%的全球平均水平，而且仍在进行商业采伐并出口，其中许多出口到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2003年，日本女子的平均寿命为85.33岁，男子为78.33岁，均创下全球最高纪录。日本男女平均寿命为82岁，已经连续多年名列世界第一，而女子平均寿命从1985年以来一直名列世界第一。

日本还是世界上较为廉洁的国家之一。2004年3月，“透明国际”发布的《2004年全球反腐败年度报告》中，日本处于最清廉的前30个国家之列。另外，日本是全世界收入分配最公平的国家之一，基尼系数为0.285。

无需再列举更多容易让人头晕脑涨的数据了。笔者去丰田、松下参观时，这些公司可以随口列举出许多他们占据的世界第一。著名民间对日索赔人士王选曾就此撰文指出，中国人讲崛起，日本人讲第一。当日本人瞄准了某个“世界第一”之后，就仔细考虑，制定计划，然后紧盯着那个方向，一步一个脚印地接近目标，等那个 “世界第一”到手之后，才开始说。对已成为自己“掌中之物”的“世界第一”，日本人说起来一点不客气，而且底气十足。在日本人看来，还没有成为“世界第一”的时候，不能说。说了，可能招来更大的竞争风险，万一不成，还要被人笑话。

其实，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占据更多的世界第一。1979年，美国学者傅高义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此书伴随着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而使傅高义名声大震，但就是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经济、股市和房地产暴跌，日本陷入“停滞的十年”，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迅猛发展，此消彼长，东亚终于出现史无前例的两强并存状况。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海外炒作中国崛起之风日盛，日本媒体冲锋在前，不断夸大中国经济的增长，不断夸大日本经济的停滞，而我们自己也常常因为以往的成绩而沾沾自喜。“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日本岛国的心理促使他们居安思危，这些耀眼的数据便是明证，证明他们没有落后。其实，这些数据仅仅是日本强于我们的一部分，笔者记录这些绝非妄自菲薄，而是提醒自己，也提醒各位读者，“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激流中国》一路播到奥运前，中日冲突再起？

2007-10-29T04:17:00.000-07:00

东森新闻网王宗铭／由日本放送协会(NHK)制作、描述北京奥运前夕中国社会现状的系列纪录片节目《激流中国》(激流中国，げきりゅうちゅうごく)自今年4月1日起，已经播出六集，虽然相关采访事先经过中国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拍摄与播出的内容也告知过中国政府，但仍然遭到中国当局的批评，成为中日外交交涉的对象，还曾经一度停播，同时还因此而受到北京方面的全面网路截堵。接下来，在11月7日预定播出的“共产党干部的斗争”(暂定)，由于内容可能涉及甫落幕的中共十七大，预料因为《激流中国》播出，所产生的中日争议，将逐渐升高。

按照NHK的规划，《激流中国》纪录片将有24集，要以一年的时间至2008年奥运前夕播放完毕，4月播送2集，以后原则上每月播出1集。不过，在前几集播出后，由于内容敏感，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及中国驻日使馆为此向NHK提出交涉，NHK因此曾暂停播出计划，直到八月才再度恢复。

目前已经播出的六集《激流中国》内容，依序分别是“富人与农民工”（4月1日首播）、“某杂志编辑部：60天的攻防”（4月2日首播）、“青岛老人院的故事”（5月6日首播）、“确保北京的水利：迫近水危机”（8月10日首播）、“民告官：围绕土地问题的攻防”（9月9日首播）、“西藏：从圣地寻求财富”（10月7日首播）。

为何，这部系列纪录片的拍摄及播出会有如此波折？归根究底，就在于新闻报导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依然还存在摸索的空间。

依照一份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下发的内部文件“审计署办公厅关于日本广播协会(NHK)制作并播出《激流中国》系列纪录片有关情况的通知”，发布日期为2007年9月4日（网页后来遭删除），NHK的相关采访组是经过中国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内容主要包括中国教育现状、十七大、青藏铁路、物权法、医保制度、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等，播出前也事先已经将内容告知过中国政府。

但是中国政府仍然认为，前两集有关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新闻严管的内容“基调消极，观点负面，造成了不良影响”，认为诬称中国的新闻自由；中国的外交部新闻司与驻日使馆更曾向NHK提出交涉，认为其“不客观、误导观众、损害中国形象”。

日本方面的回应则是表达，接下来的内容制作会更多反映“中国政府的立场”不过，从九、十月恢复播出的《民告官─围绕土地的攻防》和《向西藏圣地求富》两集内容来观察，一般认为，NHK求真务实的基本风格仍未改变，似乎并未因为受到中国的压力而改变作法。

不过，北京政府其实已经展开所有可用的反制动作，那就是在网路上全面截堵《激流中国》的任何内容及相关讯息流入中国，彻底清除所有该片在网际网路上的下载链结。

据指出，北京当局早在前两集播出后，中国雅虎搜索引擎就将《激流中国》列入敏感关键字，拒绝登入；此后在中国大陆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中都是如此被封网，中国各个博客（部落格），也将其列入封锁。此外，据称中国网路监管机关还将“VeryCD分享互联网”的下载链结予以彻底清除。

专研中国新闻媒体的北海道大学教授高井吉司接受亚洲周刊访问时即指出，《激流中国》并不是单纯披露社会的黑暗面，而是通过对社会现状矛盾的真实反映，强调了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因此才会在中国网民中引起很大共鸣。

因思而变: 警惕民族沙文主义啊

2007-10-14T00:14:00.000-07:00

昨天，七月七日，原本一个普通的日子；据说网易将自主研发的《梦幻西游》出售给日本公司了（此消息我未能从网易官方确认，也不知道这个“出售”的具体对象是什么，也不知道是哪个公司买的，是不是日本独资企业），原本一桩商业社会再普通不过的交易，就因为对象是 69 年前发动中日战争的日本的一个企业，就在游戏里影起那么大的波澜，甚至让 POPOEVER 也说出如此幼稚让人哭笑不得的话。

　　什么是沙文主义？维基百科给出的解释是：原指极端的、不合理的、过分的爱国主义（因此也是一种民族主义）。如今的含义也囊括其他领域，主要指盲目热爱自己所处的团体，并经常对其他团体怀有恶意与仇恨。

　　现在社会上、网络上到处能看到这种人：口口声声爱国主义，时时刻刻不忘记历史；凡是提到日本，前面必加一个“小”，仿佛不表达一下鄙视的意思就不能显示自己爱国，不在日本前加一个“小”就会被称为“亲日”、是受了日本文化的毒害！说不客气点，中国现在民间的对日情绪，完全够得上民族沙文主义、民族极端主义的定义了。你已经不能要求矛盾的另一方（日本人民及政府）对如此大面积、发自民间的针对自己的仇恨情绪视而不见了。

　　记住历史是为了借鉴历史，不重蹈覆辙、不让悲剧重演，不是用来制造麻烦、无中生有的。好端端的正常商业运作，纯中性事件，硬是可以被说成卖国，真是人言可畏。就算网易的确在昨天把《梦幻西游》卖给日本公司了，和卖国扯什么关系啊；那我还说网易是爱国，在这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一血国耻，因为我们赚了日本人的钱，让“小”日本们也瞧瞧我们的IT技术不可小视！至于封掉那个ID为“干死4小日本”的玩家帐号，网易的做法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如果日本有玩家叫“干死你小中国”，他说他那也是爱国，不忘二战战败国耻，我们又当如何感受？

　　历史何其相似，21世纪太平洋西岸的中日关系，与100年前中东的阿拉伯和犹太人开始日益加剧的民族仇恨，如出一辙。日本人靠自己的勤奋拥有了现在在全球的经济地位，而我们因为自己的原因走了弯路落在了别人后面，在生产链中处于金字塔的下游，于是有了很尴尬的情绪：经济离不开日本，同时又由于历史原因看不起他们，所以痛恨日本人赚我们的钱。这和欧洲中世纪时基督教对犹太人的态度太相似了，只是他们把犹太人当作异教徒，我们把日本人当作日本鬼子。

　　日本作为我们的近邻，科技、经济比我们领先，我们就更应当去学习、吸纳他们的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没什么可怕的。只有在文化上开放心态，勇于吸收，才能历久弥新，与时俱进。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的唯一幸存者，不是因为长城与喜马拉雅山保护了我们；恰恰相反，是我们的祖先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做到在经济上超越对方，然后慢慢在军事和文化上同化对方。不是骂两句小匈奴小蒙古小靼子才解决问题的。

　　冤家宜结不宜解。看看中东，阿拉伯和犹太人都“不忘历史”，一辈接一辈地愚公移山。残酷的是，他们已没有选择，而中日关系还有选择，别让我们的后代生生世世生活在这种“不忘历史”之中啊！

PS：我在 http://iambone.net/2006/07/07/13.html 上的留言：

我就赌你们这种做事不经大脑思考的人还会再玩梦幻西游，还会再用网易。卖给日本人怎么丢脸了？整天亡国奴的心态，心惊胆颤，闻风就是雨……你看看自己贴的图，那些人说这样话是爱国嘛？他们是把中日关系往火坑上推啊！唯恐天下不乱，太平日子过舒服了是不！告慰在二战中牺牲的千万烈士的最好方式是中日双方大家齐心协力，世代友好。这些截图让日本人民看到后，还指望中日友好？

爱国，你为爱国做过实事嘛？有本事你少玩点游戏多拿出点时间去努力赚钱啊，也去买个日本公司，让小日本也卖卖国。啊？怕小日本赚你钱？那你做点东西卖到日本去吧，不要是古董文物啥的我也佩服你为爱国做过事情了！整天夸夸其谈，自作多情，作茧自缚，国家白白花钱给你读书了。

影响中日关系的“本”与“末”

2007-10-13T04:20:00.000-07:00

最近，关于日本新任首相的选举成为了国内各大报纸、电视、网络的核心内容之一，可谓熙熙攘攘，皆为吸引读者的眼球。而随着福田康夫的当选，这场游戏已经在日本落下帷幕，但在彼岸的中国，后续震荡依旧延续。各大报纸媒体纷纷将福田拿到“政治解剖台”上，查家谱，验政治DNA，剖析政治人格，俨然也成为某些朋友乐此不疲的爱好。纵观众多报纸媒体以及专家学者的分析，尽管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但都冀望日本信任首相能够为中日关系广种“福田”，而这种冀望伴随着温家宝总理邀请福田尽快访华已经上升为“主流舆论”的高度。

　　的确，政治人格的分析对理解中日之间的关系走向非常重要。正如织田信长所言：“所谓的政治就是揣摩人性，不能了解乡下人的固执，京都人的傲慢，就不能真正了解政治。”同样，我们也遵循这种思维而辩解到——如果不能了解日本领袖是鹰派抑或是鸽派，如果不能了解其历史观，如果不了解其祖宗的政治履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了解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然而，在我看来，这种简单化的分析模式或者说将影响中日关系因素的选择规约为对某些官僚或者个人心理的“还原主义方法”研究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它更多的是一种情感化的寄托，而不是对事实的客观认识，它极度重视“表象”而忽视了“本质”。实际上，正如武心波所言：“日本的外交，就如同它的国民性一样往往让人琢磨不定，仅仅通过一系列表面公开的外交活动和公文，是难以读懂日本人的真实想法和心思的，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其表现就十分的明显……”。而让我奇怪的是，我们的国民本身已经对日本领袖这种对中外交的两面性手腕感受相当深刻，但我们却总怀着一种对日本政治领袖的幻想症。我无意于探讨这种思维逻辑背后的原因而只是想说明我们到底应该怎样正确客观的认识影响中日关系之本质要素以免沦落为某些狭隘无知的主流舆论背后的“受害者”。

　　在我看来，制约中日之间关系健康发展的根本不是日本首相的政治人格，而是日本内部独特的政治结构以及中日之间的战略结构。不了解横亘在中日友好合作之上的结构性制约，也就不了解日本的外交，也不能准确预测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

　　首先，日本政党内部独特的派阀政治结构强烈的制约日本政治领袖的行为选择以及思维逻辑。自从1955年体制建立以来，自民党作为老牌执政党，其派阀政治不仅从来没有消亡过反而在不断的成长与巩固。在派阀政治的传统结构制约之下，无论是政治领袖的选举、内阁成员的分配抑或是政策的制定都带有强烈的派阀色彩。简而言之，“派阀”成为了日本政治的核心关键词，也是了解日本政治不可逾越的一道关卡。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政治领袖作为派阀结构制约之下的产物，其也不可能完全依靠其政策偏好以及动机来采取行动，其必须综合权衡各派阀之间的利益。因此，这种派阀政治的结构性制约本身就压缩了政治领袖的思维空间以及政治行动空间。日本首相更多的沦落为各派阀之间的协调人，而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决策者，一旦首相不能够很好的协调派阀之间的利益分配，那么首相也就成为了替罪羔羊，黯然离职。实际上，在日本的政治生态中，首相犹如走马观花一样已经成为了日本政治一道独特的政治风景线，而其背后很大程度上都与派阀政治息息相关。日本首相尽管权力很大，除非首相能够冲破派阀结构的天花板，否则其无时无刻不受到日本派阀政治结构的隐形制约。在日本的政坛上，小泉之所以能够力挽狂澜，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其当政主要不是依靠自民党内派阀大佬的支持，而是依靠党内年轻议员以及日本国民的强烈支持。正是避开了自民党内的派阀老巢，不需要过分的寄托党内的派阀支持，使得小泉拥有了难得一见的决策自主性，使得小泉在引入派阀之外的内阁成员以及推行日本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政策方面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然而必须承认，尽管小泉曾经声称要打垮自民党派阀政治，要革自民党的命，但是小泉最后也不得不回归派阀政治的道路，只不过拥有相当程度的决策自主性。考察日本的政治历史，可以发现，诟病日本派阀政治的首相并不唯独小泉而已，三木武夫，福田鸠夫都曾经挑战过派阀政治，但最后都撞得头破血流，这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体现出日本自民党派阀的顽强生命力。只要派阀继续存在，单纯的考虑日本首相的政策与动机偏好是不现实的，也无助于我们了解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纵观此次首相选举，媒体报纸报道的一个重点就是日本“派阀政治”与“密室政治”的回归，而这也意味着福田的政策走向也将不可避免的带有浓厚的派阀色彩。

　　其次，中日之间的战略结构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从某种程度上讲，中日之间友好合作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之根源在于两者的战略矛盾。一方面，自从90以来，日本政治家或隐或现的谋求日本政治大国化的战略目标，从石源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说不”到中曾根康弘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到安倍的“建立美丽国家”，日本政治大国战略已经浮出水面。毫无疑问，作为世界经济大国的日本无论如何也会谋求一个与其自身实力相符合的政治大国地位。通过自身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无论是在军事实力的扩展、日美同盟的合作的深化、争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职位、构建或者引导东亚经济圈、文化战略的输出等方面，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已经悄然成形。实际上，日本政治大国的战略不可避免的要求抑制中国实力的膨胀，同时借助区域外势力钳住中国，实现区域主导地位；另外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以此为依托的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在亚太的影响力与与日俱增，中国也希望能够成为亚太地区重要的参与者，能够有自身的话语权，也能够独立构建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制框架。这个战略从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规制日本的意味，而这种规制由于日本政客行为的吊诡性，政治家对历史态度的模糊认识以及日本右翼实力的存在与壮大而加剧。不可否认，日本日后成为世界政治大国的趋势不可逆转，但作为中国的国家战略而言，如果没有彻底的了解其战略背后的意图，中国自然不会轻易放弃规制日本的机会。中日在战略结构上的矛盾远远比政治领袖的政治人格差异更让我们意识到中日之友好合作的脆弱性与敏感性。这种结构性的矛盾，往往通过历史问题、钓鱼岛问题以及东海油气田等载体而不断的凸现，成为了中日友好合作的最大障碍。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中日之间未来的关系走向，中日之间的摩擦与斗争依旧会是主流。

　　此次福田康夫临危受命，考察其政治偏、家庭背景以及政治履历固然重要，但更应该看到其背后的政治结构之制约（派阀政治结构以及民主党与自民党之间的权力对垒）与中日之间不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异的战略结构制约。一方面，正如许多媒体所言，福田的当选凸现了日本“派阀政治”的重现，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会给福田的政策走向带来强烈的制约。此次福田临危受命，其主要的目的是凝聚自民党的向心力，挽救自民党陷入分崩离析的境地。因此，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之下，福田的协调角色更加突出，而这也将导致福田在对中外交政策议题上失去更多的独立性。的确，福田个人的政治偏好固然重要，但是他也必须在派阀政治的框架内权衡各派的利益。值得注意的是，9月23日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麻生太郎获得197票，远远超过人们的预期，而麻生派力量的存在将在一定的程度掣肘其对中外交。据来自接近日本政圈人士的消息，福田对安倍和麻生曾积极推动的美日印澳四国框架不感兴趣，但若麻生派在福田内阁占据一定位置，届时福田是否又有可能被迫做出某种妥协，也是人们必须观察的问题。至于在要求欧盟维持对华军售禁令等涉及中日潜在战略冲突的问题上，预计福田仍将维持日本的一贯立场。但无论如何，福田干脆利落的表示不参拜靖国神社本身可以避免中日外交的动荡。其次，考察福田能否推行其对中政策的另外一个特殊考量因素在于民主党与自民党的权力对峙。自从自民党在上次选举中失去参议院的主导地位之后，民主党势力大增，同时体现出咄咄逼人的态势，声称要提前进行众议院选举，溃败自民党于措手不及，民主党势力的蔓延最终可能导致福田内阁的土崩瓦解，而这种瓦解也加重了对中政策的不稳定性。因此，在某些学者看来，福田如何应对朝野各执众参两院牛耳的“拧劲国会”、能否提出振奋人心的内政方针、能否闯过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的难关关系到内阁的寿命，也自然关系到其对中政策的有效实施。另外一方面，尽管作为自民党的温和派，但福田并不是彻底的“亲中派”人士。考察福田内阁外交政策的基点——“联合国外交、日美同盟、亚洲一员”——其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出了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无论是联合国外交抑或是日美同盟的存在都将给中国带来难题，也将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两者之间敏感的战略神经，虽然这个结构性的矛盾或许不容易显现、容易为我们的国民所淡忘、也巧妙的为我们的媒体所避开，但其却最俱杀伤力，也是横亘在中日之间友好合作之前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这道门槛不是福田一人能够解决的，也不单纯是中方所能解决的，其需要两国之间不断的磨合与探索，其艰巨性可想而知。

　　最后，诚如先哲所言：“天下之理，舍亲就疏，舍本就末，舍贤就愚，舍近就远，可暂而已，久则害生。”当我们的媒体报纸简单的“舍本就末”，将决定中日之间的关系的要素简单归约为日本政治领袖的政治人格而忽视了背后最本质的要素时，长此以往，我们的国民将陷入一种“政治领袖决定论”的无知中。如果出现类似于福田这样的领袖，国民对于中日关系之良好发展充满信心，而如果再出现诸如小泉这样的首相，那么国民除了感叹不幸之外似乎也爱莫能助。然而，在我看来，充分的认识中日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不是某些专家学者以及政治家的特权，我们国民本身也可以而且应当有所作为，至少它可以避免我们沦落为偏见与无知的“奴隶”！

　　许少民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

历史心结与中日关系

2007-09-29T19:10:00.001-07:00

中日之间恐怕是目前世界上最不友好且脆弱的国家关系之一。尽管有识的两国政治家一直在努力改善双方关系，可是几十年来效果并不理想，而且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也不明朗。

　　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相邻的国家关系是如此纠结在一起，错综复杂。首先，两国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是如此深刻：从唐代开始一批批遣唐使就将文化、宗教、生活习俗带回日本，而日本人则对此加以消化吸收，以致即使普通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与生活习俗甚至文字都不会感到十分陌生，甚至大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二十世纪初，大批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纷纷东渡日本，寻求救国真理，中日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一次新的交融，彼此的影响与关系就更加深刻、密切。但是另一个方面，从明朝开始，倭寇、甲午海战、朝鲜半岛势力争夺乃至全面的中日战争，让中国人的记忆变得伤痕累累，血泪模糊。于是中日关系出现了奇怪的一幕：中日两国就像两个相互影响、相邻而居的邻居，作为受害者的一方，经常撩起衣服，把伤疤展示出来给人看，以争取世人的同情并使对方产生愧疚和罪恶感。至于有用没用姑且不论，至少这已经成为一种外交和舆论手段。而另一方总是在争辩：是“进入”而不是“侵略”；你身上的疤痕没有那么多那么深；其中某一块根本就不是我弄的，要不你拿出证据来；再说了，那些是父辈甚至祖辈干的，不应该让后代来承担责任，诸如此类。于是两个争吵的邻居在彼此提防、狐疑与相互指责中经常给相互关系的伤口上撒一把盐，使问题愈加严重。

　　中国人与日本人在历史文化上都有心结，缺乏自省。中国人的问题是把历史问题当成了解决现实问题的理由：历史上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尤其是亚洲特别是中国造成巨大的灾难与伤害，日本的野心值得警惕。所以日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在现实中都会引起中国这个邻居发自内心的警觉、担心甚至抗议。其实世界已经今非昔比，日本的所有举动固然值得忧患、关注，但并不一定都是野心所致。日美结盟就不只是对付中国的，更是牵制日本的。美国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燃烧的珍珠港和染血的太平洋，中国在这方面大可以自信一些。何况，不强大自己即使抓住人家的历史小辫子，也不是解决自己现实问题的办法。而日本人的问题是，承认历史就等于承担责任，就等于否认祖先，就等于动摇权威与基础。于是，靖国神社里供奉的几个死鬼牌位便成了即使要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顶礼膜拜的偶像。其实，在这个世界上道义责任是推脱不了的；而且，子孙既然有享受祖先留下来的财富的权力，当然也就有承担祖先负历史遗产的责任与义务，这是绝对不可推卸的。取信于邻里的正确做法是承认过去的错误，只有承认了错误才意味着认识到了错误，也才不会再犯类似的错误。中日双方的历史心结显然都没有解开。当然，这种不信任感还表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势上，右翼势力壮大、军国主义思想阴魂不散，总让受过伤的民族心灵更加敏感，日本现实中的种种做法，有些确实难免让人疑虑。

　　这样的历史情结当然会导致现实中的相互猜疑与不信任。在日本看来，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独裁统治，民主与自由就成为部分日本政客对付崛起中国的利器和堂皇借口，针对中国的“自由与繁荣之弧”的战略设想隐然出笼；而台湾问题这个中国的隐痛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手中制约中国强大的王牌。这一切只能招致中国的愤怒：加害者不检讨历史倒也罢了，反而还要继续联合他人反对受害者、制约受害者强大，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新仇旧恨的仇视情绪就极容易在这样的背景下滋生酝酿甚至爆发。其实日本应该明白：避免对曾经的受害国指手画脚以免引起反感是最好的选择，何况二战的历史也充分证明：民主并不能避免独裁，德国、日本、意大利的军国主义起初都是借着民主的幌子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的；而中国人则觉得即使美国、俄罗斯甚至印度都可以批评中国的内政，一旦是日本，引起的不仅是伤痛的回忆，而且会群情激愤，同仇敌忾，显然，受害者缺乏自信的敏感使问题火上浇油。

　　对于中国而言，因为历史的原因，现实中的很多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必要的透明度，总是给人遮遮掩掩的感觉，再加以中国业已日益强大，难免让人猜疑：强大后的中国将要干什么？事实上儒学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是至为深刻的：仁、恕的思想让大多数中国人更愿意选择隐忍而不是锋芒毕露，中国不见得就愿意做“老大”，中国甚至不反对美国在亚洲驻军，只是反对把驻军用来对付中国而已。但是中国并没有让世界明白这一点，取信与世界就有更长的路要走。

　　当然，对于一般的政治家而言，在未来的战略利益上，中日之间确实存在着潜在冲突的可能：谁是亚洲的领导者？中国的发展对资源的争夺会引发什么样的后果？毋庸置疑，地区或世界领导者虽然要承担某些必要的义务，但也会获得与其付出相匹配的更大利益；同时，民族自豪感也必然促使任何一个国家、民族追求在世界上获得尊重。问题是，一方面，一个民族的强大不是一定建立在损害另一个民族利益基础之上的；一个民族的强大也不见得一定要凌辱另一个民族而去追求称霸世界，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扩张已经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另一个方面，一个民族崛起的过程是否必然以冲突甚至战争为手段实现？这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今天的现实世界中不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意义和必然结论。在知识成为财富、妥协以便合作共赢成为可能的历史背景之下，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何况，在今天的时代中，消灭一个民族而让自己独享世界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么，摆在中日两国面前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怎样克服歧见，摒弃可能导致两国两败俱伤的恶性竞争，避免冲突，从而采取携手合作的办法。两个邻居，既然不可能相互消灭而必须共存，还是应该各自反躬自省，检讨自己，宽容理性地对待对方方为上上之策。

　　总之，中日之间的问题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多数都不是现实利益冲突导致的，而是因为历史心结导致的情绪多于理性造成的。两国的国民特别是真正的政治家们有责任去理性思考、处理历史与现实问题，高瞻远瞩，拿出勇气，面向未来，实现共赢。

　　杨富有

远观日本政坛走向

2007-09-29T19:09:00.000-07:00

在9月25号下午举行的日本首相选举中，执政的自民党总裁福田康夫不出意料地在众议院当选，而在野党占优势的参议院则选举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为首相。由于众议院在首相选举中占有优先指名权，因此福田顺利当选。但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在野党均要求体现举行众议院选举，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更是对首相一职志在必得。

　　倘若真能如愿，其将成为自1994年的村山富市后，第一位非自民党总裁的日本首相。但在我看来，小泽先生的志向不可谓不远大，实际上其首相之路却是步履维艰。谈到这一点，请先允许我从三个月前的英国首相选举说起。

　　三个月前的6月27号，刚刚接替托尼·布莱尔成为英国工党党首的戈登·布朗（白高敦）顺利当选英国首相，成为40多年来第一位来自苏格兰的英国首相。和日本相类似地，工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也遭遇重大挫折，在野的保守党等也要求提前举行大选。但自布朗上任后，工党的民意支持率大幅度上扬，各媒体公布的多次民调结果均显示，工党支持率比保守党高出10多个百分点。得知布朗升任首相后，保守党现议员、前影子内阁负责北爱尔兰事务的大臣昆仑·戴维斯便向保守党领袖戴维·卡梅伦递交了辞呈，并宣布加入工党。外界认为，这对工党是个利好消息，对保守党则将造成沉重打击。

　　有评论家认为，布朗能够获得如此高的支持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布莱尔内阁担任财政大臣期间不凡的政绩，使英国经济在10年间保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当然，布朗左眼失明，却意志坚强地不断努力终于取得成功的经历，使他拥有了非凡的个人魅力，这对选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果不其然，之后的保守党便不断受挫，工党迅速度过了布莱尔时期的艰难局面。有人甚至认为，倘若不出意外的话，布朗将能够率领工党在下次大选中轻松获胜。

　　日本与英国同为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体制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国王为“虚君”，议会多数党领袖出任首相掌握实权。但两国分处地球的两端，在社会形态等方面又具有很大差异。其中，英国的议会选举更强调候选人的个人魅力，日本政治则具有浓厚的东方文化色彩，强调执政党内部的派系平衡等。布朗能够当选，依靠他在工党内部、乃至英国民众中较高的支持率，福田康夫的当选则明显是自民党内各派系争权夺利的结果。来自第一大派系森派的福田，先后得到除麻生太郎所在的派系外八大派系的支持，击败麻生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但当选首相后，福田仍将面临来自在野党的巨大压力，他能否带领自民党走出执政困局、避免重蹈1994年众议院选举失败的覆辙，以及日本政坛将如何走向，这均是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

　　毋庸讳言，如今的自民党处境委实艰难，首次失去参议院主导权后，前首相安倍晋三原本坚持留任，仅过10余天后又宣布辞职，包括民主党在内的在野党均指责安倍是在逃避责任，要求提前举行大选。可以预料的是，随着福田内阁的上任，在野党所施加的压力也将越来越大。但是，在野党真的就能得偿所愿吗？

　　自1945年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宣布对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日本政坛都是自民党独大。直到1994年的将近半个世纪时间，自民党都是单独执政，名义上的多党制为实际上的自民党一党制所代替。1993年，细川护熙出任首位非自民党首相，但自民党通过支持社会党倒戈的方式迅速重夺执政权，社会党党首村山富市组阁，其内阁中仍不得不邀请自民党人加入。而且，仅仅过了不到两年，社会党便在地方选举和参议院选举中连连败北，经与各党派协商，村山内阁集体辞职，执政权又回到了自民党手中。虽说此后的桥本内阁仍不顺利，自民党在1998年参议院选举失利后，桥本内阁辞职，继任的小渊内阁也未能长久。但小渊惠三在任上病故，大打悲情牌的自民党赢得了选民的巨大同情。其后“橄榄球首相”森喜朗内阁也昙花一现，但自小泉纯一朗上台后，依靠其不凡的个人魅力，自民党又重新占据优势。而在野党则更加一蹶不振，社会党衰微，其第一在野党的地位被民主党所取代。

　　但民主党虽得以取代社会党成为第一在野党，无论是过去的菅直人，还是如今的小泽一郎，仍无法使其摆脱“百年在野党”的尴尬命运。自民党执政多年，在盘根错节的日本政坛具有特殊的地位，其实力远非民主党等所能比。在本次首相选举中，小泽一郎在参议院赢得过半数的133票，但与福田所获得的106票相比，优势并不明显；而在众议院，福田更是获得176张有效选票中的338张，维持着对小泽一郎的极大优势。倘若将参、众两院的选票相加，福田仍将以绝对优势领先与小泽。民主党虽然是参议院第一大党，却未能占据过半数的绝对优势，就算加上包括社会党在内的其他在野党，与自民党和公明党的执政联盟相比，其优势也很不明显。可以肯定地说，纵然福田内阁同意按照在野党的要求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在野党联盟也没有必胜的把握。

　　在野党联盟毕竟只是个为本次参议院选举而临时组成的利益同盟，其内部也存在诸多分歧，只是因自民党这一共同敌人的存在而暂时结合。倘若真的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其内部纷争也必将迅速表面化，倘若联盟解体，必将难以阻挡自民党联盟的强大攻势，也必将重蹈10多年前细川内阁迅速解体的命运。届时，以民主党为首的联盟便将更加一蹶不振。

　　这样的临时利益同盟的隐患已经初步显现，在野党联盟已经开始在参议院内部争权夺利，只是因小泽个人拥有的号召力而暂时保持表面上的一致，对自民党采取“非暴力不合作”的做法，共同抵制自民党联盟提出的所有政策，但这种做法也具有极大的弊端。但倘若福田内阁将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的法案提交参议院审议，未能占据绝对优势的在野党将如何决断？

　　可以预料的是，为争取选民支持，福田内阁将就导致前任安倍内阁下台的养老金纪录不全以及防止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等问题更多地征询在野党的意见，在野党是否仍能一概地置之不理？这些关乎民生的议题，是选民最为关注的，也是当初在野党攻击自民党执政联盟的最大武器，一旦真要拿出来在参议院讨论，在野党必将左右为难。倘若支持执政党，则无异于为自民党联盟解套，顺利解决了这些问题，自民党联盟将迅速摆脱如今的不利局面；倘若继续坚持不合作的态度，则必将留下在野党漠视民生疾苦、只为赢得选举而欺骗选民的口实。如此，自民党执政联盟也会抓住这个问题大肆攻击在野党，民主党联盟的处境将迅速地变得艰难起来。

　　可以说，这绝非杞人忧天。民主党在不经意间已经采取了和英国保守党一样的做法，无视执政党联盟仍然拥有的巨大优势，只是一味地要求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如此只顾党派私利、不顾民生疾苦的做法，已经导致英国保守党的支持率不断下降，它们的前车之鉴，日本的民主党能否避免？

　　毕竟，自民党现在还是执政党，虽因失去了参议院的主导权而成为一只“跛脚鸭”，但跛脚鸭的脚再跛，也还是只鸭子；而从来没有执政经历的民主党，却只能算是一只“山鸡”。山鸡倘若能够继续努力，则可不断缩小对跛脚鸭的差距，反之则祸福难料。一旦鸭子治疗好了自己的跛脚，其实力又岂是小小的山鸡所能相比？

　　如今，经过这番大变故，自民党内部已经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安倍晋三已经引咎辞职，福田康夫内阁也已经扬帆起航。在整合了党内各大派系的利益纷争后，为重新夺回参议院控制权，并在下次众议院大选中继续连任，自民党内必将保持惊人的团结。以老成持重著称的福田康夫拥有了包括森喜郎、小泉纯一郎在内诸位大佬的支持，必将重新调整内外政策，不断加强对在野党的攻势，那么在野党将如何面对？

　　其实，原本就执政经验蔚为缺乏的日本在野党，理应向同样在野的美国民主党学习，积极回应执政的自民党联盟所释放出来的诚意，在积极参与政治运作的过程中积累参政经验，并在吸取执政党联盟政策理念优势的基础上对自身政策理念予以不断的完善与优化，从而形成一整套成熟全面的政策理念与方针路线，并以此吸引到选民的更大支持与认同。只有这样，夺取执政权的道路才不会如此漫长。

　　倘若继续沿着现今的某些做法发展下去，则必将连在参议院的优势都无法保持。那么，“百年在野党”必将沦为“千年在野党”，一直以“万年执政党”自居的自民党则将美梦成真了！

　　Lacky （中国江西）

福田新内阁

2007-09-29T19:08:00.001-07:00

安倍突然辞职，然后躺进医院，给日本社会留下两个星期的政治空白期。这在日本的战后政治历史上绝无仅有，不管是正面还是负面，都会在日本的政治历史上留下一页。

　　具有最长官房长官经历的福田康夫，经过与现任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的竞选，众望所归，没有悬念地成为日本自民党新任总裁，然后与民主党党首小泽一郎等在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进行指名首相选举。因民主党现在在参议院是第一大党，参议院当然不可能选举福田为首相。在参议院的指名首相选举中，差不多每个党的党首都有来自自己党员议员的投票，当然得票最多的肯定是小泽一狼。所谓民主政治，就是这样玩的。同样的道理，到了众议院，那是自民党的天下，得票最多的当然是福田了。这样，参议院和众议院根据党派指名，分别选出了两个首相。根据日本法律，当参议院与众议院的选举结果不一样的时候，以众议院的结果为准，据此，福田继安倍成为日本新首相。

　　福田虽然出生政治世家，但其从政属于半路出家，52岁才第一次当选为国会议员，从政的时间不是很长。但是，福田却拥有历经三任首相、长达4年不倒的官房长官经历，处事果断，经验丰富。

　　福田康夫成为自民党总裁后，立马决定党内重要人事，起用伊吹文明为自民党干事长、谷垣禎一为自民党政调会长、二阶俊博为自民党总务会长，俗称党内三巨头(日语称三大役)，又增设古贺诚为选举对策本部委员长，以对付明年众议院选举时来自在野民主党的挑战。

　　目前，福田面对的问题仍然是小泉改革留下的残局。小泉的所谓改革，导致贫富分化，引起国民不满。这正是目前在野民主党反对自民党最有效的选举武器。但是，福田内阁面对的不是单个的社会贫富分化，而是贫富分化、财政重建和维持成长互相关联的三大难题。目前日本的现实是，不管谁做首相，也不管那个党执政，高龄化、少子化的现实均越趋严峻。要在这严峻的现实面前继续推进日本经济的复苏和维持增长，同时还要避免贫富分化，那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改革，都会涉及到利益再分配。因此，改革总是严酷的。但是，只有实施更为严酷的改革，才有可能实现经济增长，但也势必带来贫富分化。如果惧怕社会贫富分化而不敢实施严酷的改革，那么，日本经济只能一步步走向衰退。如何在改革和防止贫富分化之间找到平衡点，这就需要看福田的手腕。

　　仔细看福田在自民党内的人事布局，可以发现他所任命的四巨头，就是为了对应上述三大难题的。古贺诚选举对策委员长的设置，就是为了专门对付来自民主党的选举挑战。社会贫富分化已经是民主党攻击自民党的武器，民主党一直就社会贫富分化问题大做文章，在参议院选举中已经大胜。为了避免政权被民主党轮替，福田专设选举对策委员长一职。谷垣禎一政调会长曾是小泉内阁的财务大臣。为重建国家财政，福田邀请被安倍冷落的谷垣为政调会长。二阶俊博总务会长的主要职责是维持经济的复苏和继续成长。上述人事的任命，可以看出福田将来施政的重点，也体现出他为政上出色的平衡能力。

　　这次新成立的福田内阁，得到自民党内大多数派阀的支持。这与原来的小泉内阁、安倍内阁不同。小泉曾经呼叫要打到派阀，捣毁旧的自民党。安倍说要在自民党内建立超越派阀利益的内阁。但是，几十年来，执政党内一直存在各大派阀，小泉和安倍本身也都是出身于森派(原首相森喜郎所属派阀),派阀政治也一直是日本政治的特色。这次自民党总裁选举，党内除了麻生派，其他各大派阀均推福田康夫。福田康夫才会毫无悬念地被选为自民党的总裁。同时反观福田的党内人事任命，也可以看到论功行赏的传统，被任命的党内四大巨头都是各派阀的领袖。福田领导的自民党，开始回复或回归自民党的派阀传统政治。

　　与党内的人事任命相反，福田在组建新内阁时，本着尽最小幅度替换原来安倍内阁成员的原则，起用安倍内阁的外交大臣町村信孝为官房长官，外交经验丰富的高村正彦为防卫大臣外，其他内阁成员基本未予改动。这体现出福田稳健的政治手法。也同时看出，他以自民党内的人事安排为重点。将来短期内，党主导行政可能会是其施政特色之一。

　　就福田内阁与将来的中日关系而言，福田一直明确表明不会参拜靖国神社，主张继续维持与美国的盟国关系的同时，必须加强与亚洲国家关系。而且，他与中国高层拥有良好的个人信任关系，有理由相信，福田在任，中日关系的互相信任度会进一步得到提高。

　　蔡昶

日本媒体模拟体验假如生活没有“中国制造”

2007-09-29T19:01:00.000-07:00

日本东京新闻资深评论员模拟体验―――

假如没有中国产品,

这日子怎么过呀！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推进，在经济相互依存日渐加强的东亚，生活中如果没有了“中国制造”已经无法想象。

首先，我要声明：如果想挑战没有中国产品的生活，那简直是徒劳。众多的中国产品就像工薪族在日本一样，已经遍布到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

听说最近中国加强了对“假新闻”的打击力度，因此我要预先说明，以下赘述的并非是我挑战没有中国产品生活的真实经历，只算得上是模拟体验而已。

■没有中国制造的寝具无法睡眠

生活中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家的寝具差不多都是中国制造。由于小泉时期推行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以前社会平均度很高的日本已出现了不小的差距。以家具来说，有钱人光顾的高档店和普通人去的一般店相比，价格差别很大。一张床在高档店，价格会是普通家具店的四到五倍。当然，我所能选择的只能是后者了。

而在普通家具店里，不只是床，床垫、被子，就连床单也差不多都是中国制造的。假如没有中国产品，我的寝具岂不都要重新购置？无奈之举，那我每晚只好在纸板上铺几张报纸将就着睡了。可如果报纸和纸板也使用的是中国纸浆，那连这种可能性也没有了。

生活中没有了中国产品，另一个让我为难的是，我的IBM电脑是在中国组装的。时下的报社，没有电脑恐怕一篇稿子也没法写的，这在中日两国都是如此。还不仅仅是写稿，信息检索以及邮件联络全都是有赖电脑完成。另外，除了电脑是在中国组装外，变压器、网卡、闪存等附属品大多也是中国生产的。

■自行车全是中国生产的

再来看看我一天中接触到的中国产品吧。

清早起床，我发现自己的内衣和衬衣全都是中国产。虽说也有几套西装是日本的，可在领带中，即便是外国牌子，也多数印着“Made in China”，就连我在海外购买的名牌皮包，也还是中国货。想想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那我只能不穿内衣和衬衫，全身只套着西装，手提塑料袋上班了。那将是多尴尬啊。

日本的工薪族里，像我这样在东京的郊区，甚至离地铁站较远的地方买房的人有不少。上班时，我通常是骑自行车去地铁站。可自己的自行车的英语标志上也赫然写着“中国制造”，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我看来也只好步行了。难道日本自行车店里没有中国以外国家生产的自行车吗？店主的回答是：“全是中国的。”再想想，自己工作中必不可少的手机、电子词典、录音机等物品，即使产地署名日本或欧美，其中也有很多零部件或者组装地是在中国。

■食品原料大部分从中国进口

午饭时我尝试想躲避一下中国货。可马上发现，即使是荞麦面、腌菜、裙带菜等和食，其食品原料大部分也是从中国进口的。在外边吃饭时使用的卫生筷就更不消说了。我们经常光顾的快餐店，也大量使用的是中国食品原料。假如要求这些场所完全拒绝中国原料，简直是妄想。如果有客人执意提出这样的要求，他一定会被撵走。

晚上，相约同事们去烤串店里喝杯啤酒，当然是我们这些打工族们的最爱。据店家说，现在，店里烤制的鸡肉串都是事先在中国穿好，冷冻后运来的，店里专门往钎子上穿鸡肉的小工早就不用了。另外，配啤酒吃的毛豆也大多来自中国。这样想来，那些面带微笑，把酒递到我们面前的居酒屋的店员中，很多也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吧。

■做饭无法离开中国产品

晚上回到家里，留心观察一下房间，那些盛夏时必不可少的空调、风扇，以及由于我常耽误晚饭，不得不仰仗的微波炉，明明是日本品牌，可它们仍然是“Made in China”。

太太说：“如果生活中没有了中国产品，那饭就没法做了。”的确，晚饭时使用的洋葱、大葱、胡萝卜、竹笋等蔬菜，鳗鱼、蛤仔、扇贝等海鲜以及鸡肉、猪肉，甚至是酱油等调味料，也大多产自中国。另外，还不只是食品原料，厨房里的锅、杯子、盘子、叉子等厨具和餐具，到处都有中国产品。就连太太穿的T恤衫、围裙也都是中国货。也难怪，日本的进口服装中，中国是绝对的大户。

■生活中没有“中国制造”无法想象

在日本，或许有一部分人可以不吝惜金钱，以买高级家具，穿品牌服装，食用高档料理为乐，过着没有中国产品的日子。可即使是这类人，也无法不在日常使用电器和外出吃饭时接触中国货。

随着全球化的逐渐推进，在经济相互依存日渐加强的东亚，生活中如果没有了“中国制造”已经无法想象。而像我们这样并不宽裕的中低收入消费者，早已成为中国产品的忠实拥趸。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商品违禁率低于美国

最近，有一个现象值得关注。在日本一些超市的生鲜食品柜台，一贯占有绝对数量的中国蔬菜、海鲜、肉类制品日益减少。据店员讲，这是受到中国食品安全报道的影响。而据贸易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1-6月）从中国进口的生鲜蔬菜比前年同期减少了21%。其中胡萝卜减少了51%，香菇减少了31%，大葱也有29%的降幅，各类食品进口量都有所降低。

但是，据厚生劳动省发布的《2006年进口食品违禁情况》统计，在进口食品的违禁案件中，中国涉案高达530件，其后则是美国239件，越南147件，泰国120件。可是，在对商品的违禁率的统计显示，中国商品仅有0.09%,低于美国的 0.12%，更不在加纳的8.79%，巴拉圭的3.98%，厄瓜多尔的3.91%，委内瑞拉的1.05%，越南的0.35%，印度的0.29%等十个最差国家之列。可即使这样，中国产品的违禁问题却总遭非议，而且“中国产品不安全”的意识正在日本消费者中蔓延。这完全是因为我们对中国产品的过于依赖造成的。

一些海外媒体在中国产品安全问题上故意夸张的报道，严重损害了中国产品乃至中国国家形象，中国政府官员对此近乎愤怒。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事实上，如果没有了中国产品，美国或者日本的中低收入者们将无法生活下去。

■中国产品会靠品质保持竞争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并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在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各国的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形下，包括我在内的世界上的中低收入阶层都在“仰仗”着中国生活。因此，我也要祈求中国商品能够让我们放心地购买，食品也能安心地食用。

中国商品的生产者们要认识到，正因为他们拥有着引以为豪的市场占有率，而让消费者不得不依赖自己，他们也肩负着更大的责任。

以中国生产者所肩负的重要责任而言，一些不安全事件的发生，确实对中国产品整体形象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过去，日本的产品在欧美也一度是“便宜和质量差”的代名词。1美元兑360日元的稳定汇率造成的低劳动成本，是我们在出口上的巨大优势。在经历过无数次的贸易摩擦后，我们也从未间断过对产品品质的不懈努力，正因如此，当汇率升高到1美元兑120 日元左右时，我们却依然保持住了强大的出口竞争力。对于中国产品或者食品来说，现在正是这个漫长和艰难过程的开始，我相信凭借着中国人的智慧，一定能跨越这个阶段。

在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环境中，“不用某国货”只能是一种表态，却注定没有实际的意义。

我们需要一种大历史观

2007-09-24T03:44:00.000-07:00

18日当天，据报道，辽宁、江西、安徽、河北、四川等地的多个城市统一试鸣防空警报来纪念“九一八”事变。沈阳市除了鸣放防空警报外，电台、电视台还插播“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画面。市区多条街道，行驶的车辆也停驶鸣笛。同时据报道，也就在这一天，济南婚庆庆典协会在网上发出倡议，呼吁新人婚礼避开9月18日这一天，同时呼吁全市的婚庆庆典行业不在这天举办、承办喜庆活动。顺带提下，九一八纪念日两天前，在杭州进行的世界杯女足分组赛中，3万多中国球迷一面倒的支持卫冕冠军德国队，对同属于亚洲的日本队频频发出嘘声。一名中国球迷毫不讳言：“我们要的就是德国胜”。但是让这些球迷甚至全中国人都感到汗颜的是就在比赛结束后，日本女足队员仍然向现场球迷拉出了写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谢谢中国”的横幅，并深鞠一躬。

　　尽管在中日破冰之后，两国关系逐渐好转，但是仍旧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出现，最近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而国人的异常表现也引来了某些理性主义者的批判，诸如告诫国人不要总是把自己放在受辱者的位置上，也有的告诫国人这是一种不理性的仇日情绪。我无意于拾人牙慧，我只想说明，在对日本的问题上，我们的国民缺少一种大历史观，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在历史纵深（深度）的认识上，我们缺乏一种大历史观。我们懂得历史记忆，但我们对历史缺乏一种向后展望的勇气与睿智。的确，不可否认，日本曾经深深的伤害了我们的民族，而日本本身对待历史的模糊态度也使得我们国民更有百分百的理由来仇恨日本、诋毁日本、蔑视日本——无论是日本的产品还是日本的女足运动员都是我们的出气筒。我们没有办法卸载我们的历史记忆，也没有办法压抑我们心中的仇恨情绪，这是国民的自由。那种刻意要求国民淡忘历史，摆脱历史束缚的做法本身就是剥夺国民思想与感情自由的罪证。实际上，无论德国的领导人怎么样向那些惨遭纳粹毒手的犹太人道歉，犹太民族历史深处中的记忆永远无法磨灭，而这导致德国在有关以色列的问题上小心翼翼，深怕激怒犹太民族脆弱感情中的怒火。对于我们的民族而言，我们保有感情自由与对历史记忆的自由，当然，也保有对日本发泄怒火的自由。然而，如果我们的国民只是简单的利用“感情杀手锏”来给日本施加道德压力，而缺乏一种超越感情的勇气，那我们也只能仅仅的爽上一把而已，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日之间友好合作的敏感性与脆弱性。我们就好像活在温水中的“青蛙”，一旦在历史的余温与道德的制高点上心安理得时，殊不知我们在折旧中日互信合作的未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怒火发泄到日本的商品上，也可以将我们的嘘声献给来华参加比赛的日本女足运动员，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明天还需要日本商品，抵制日货的历史至今一个世纪了，但效果如何呢？同样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的运动员某天也要到日本参加比赛，试问，如果日本人也以牙还牙，那我们的运动员应该怎么办？是不是也拉个横幅——感谢日本！在我看来，当我们告诫日本要“以史为鉴”的同时，我们却在无形中陷入了历史的泥淖中，缺乏一种向后展望的睿智，而正是因为这样导致我们不断地折旧中日之间互信合作的基础。毫无疑问，我们需要记住历史，忘记历史的人将在某天重遭天谴；但是，我们更需要有一种大历史观，因为我们不是活在过去，而是活在现在活在未来，或许日本需要为过去的历史悲剧而负责，但必须说，我们需要为我们的明天负责而不管日本是否需要对此而负责。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思维看问题，那么，中日民间就算有再多的交流也于事无补。

　　第二，在历史经纬（宽度）的认识上，我们也缺乏一种大历史观，我们懂得历史的悲剧，却不能超越悲剧，从悲剧的根源中寻找到让我们奋发图强的路径。实际上，这种历史观的缺乏更多的是历史教育失败的结果，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更加突出。通过对历史进行大规模的削枝减叶，中国的近代史往往浓缩为“悲剧史”以及与此相对应的“英雄史”。我们可以将圆明园一键还原为一把“耻辱的火”，也可以要求我们的学生记住中国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南京条约》——的具体内容，南京大屠杀的具体数目，《马关条约》中中国的具体赔款数字是如何的巨大……正是在这种历史教育的惯性中，我们的国民也开始养成了一种受辱者的心态，而日本对中国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使得其首当其冲。在这种历史观的浸淫之下，我们缺乏将历史宽度进行扩展的睿智。我们或许知道悲剧，却没有深刻的认识造成悲剧的根源，也没有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同样，我们也总是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在我们身上，为五千年的泱泱大国醉心不已而忘记了超越我们自身，走向日本，甚至走向世界。实际上，日本早已经将我们放到“解剖台”上进行无数次的研究与探索，而我们从来没有深刻的了解日本，一本《菊与刀》似乎让我们高枕无忧；而如果说我们开始了解日本，但我们却也忘记了要超越日本，研究世界。于是，这种亦步亦趋的思维模式让我们陷入无数次的挣扎中，也给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毫无疑问，全方位的认识历史事件本身并不是仅仅出于理论乃至事实研究的需要而已，历史研究的根本目的在于能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换句话说，研究之目的在于探索影响历史之关键要素，从这些要素中我们可以吸取兴衰荣辱的经验与教训，避免类似悲剧的重演，一味的用感情替代对历史关键要素的认识或许“省力”，却无助于构建我们的美好未来。当我们缺乏一种将历史经纬向思维空间进行扩展的观念时，我们或许只懂得悲剧，却不知道我们的明天还会不会遭受同样的悲剧，也不知道国民如何从过去的悲剧中进行警醒。一句“勿忘国耻”总是容易的，但却是最不需要动脑的体现，我不相信我们的国民会沉沦到这个档次。

　　客观而言，这种扭曲的历史观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我们的政府。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有国耻日，也都有过被侵略与奴役的经历，因此，我们国民对历史记忆的敏感性自然是本能的体现。然而，如何引导我们的国民正确认识与看待历史，政府却没有充分的注意。这种不注意的根源在于政府对于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的矛盾态度。一方面，由于中日之间的关系存在诸多的敏感性与不确定性导致我们的政府不愿意放弃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控制与引导，政府希望能够在必要的时候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给日本施加压力。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中日之间关系跌入低谷时，浩浩荡荡的反日大游行、日本大使馆面前的抗议人群、网络上慷慨激昂的反日言论、阻止日本加入联合国的巨额签名，都体现了政府有效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的功夫；然而，另一方面，让政府困惑的是，一旦中日之间关系冰释并取得好转，这种民族主义情绪却也往往来个无中生有，让政府甚为为难。政府培养或者引导了仇恨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希望在关键的时刻利用这种民族主义情绪，而在中日友好的时候能够偃旗息鼓。然而，这种有着巨大能量的民族主义情绪却有自身的惯性，就算政府施加压力，它也会持续发酵。政府对民族主义情绪的实用主义态度导致了民间对日仇恨心结久久不能消逝，也导致了两国之间互信基础的丧失。时刻记住，中国的人口是13亿，哪怕1％的人口仇恨日本也将会给中国对日外交政策带来一定的影响。

　　迈克尔·迪布丁的小说（《死亡环礁湖》）中的威尼斯民族主义煽动者曾经表述到：“如果没有真正的敌人，也就没有真正的朋友。除非我们憎恨非我族类，我们便不可能爱我族类。这些是我们在一个世纪之后正在痛苦地重新发现的古老真理和更加充满情感的奢谈。那些否定它们的人也否定他们的家庭、他们的遗产、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出生权，以及他们本身！他们不能轻易地得到原谅。”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具体在对日问题上，我们始终不能摆脱我们狭隘的历史观，不能从一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待中日之间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而如果我们的政府也没有摆脱那种对民主主义情绪的实用主义观，那么中日之间的未来都将布满阴云。实际上，在我看来，政府所做要的是提供一个认识历史的平台与框架（未必需要统一的历史教材），少一点意识形态化与“爱国主义”的羁绊，而让我们的国民在自由选择与交流中形成一种客观的对日心态。实际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良好心智与勤劳的民族，我找不出什么理由来证明我们的民族不能从仇日心结中解放出来（这样说并不是忘记历史），更找不出理由说明我们的民族会无缘无故的折旧我们美好的未来。

　　许少民

国耻日前夜德国与日本女足比赛观感

2007-09-24T03:36:00.000-07:00

国耻日前夕，德国女足和日本女足在杭州进行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这是一场实力悬殊而又不乏精彩场面的比赛——面对强大的德国队，日本女足顽强抵抗，她们理应得到更多的掌声，但是我们观众大多数时候送给他们的却是嘘声和倒彩，而德国队几乎享受到了主场待遇，每逢她们进攻时，加油声总是震耳欲聋。

　　我想说的是日本队员只是普通的球员，一群不贴政治标签的青春期女孩，不应该受到这样不公平的对待。

　　上届男足亚洲杯的绿茵场被赋予政治色彩本就不该——上个世纪的侵华战争是日本球员们祖辈父辈所为，与他们无关，而他们中间也没有立场明确的右翼分子，也许唯一勉强可以算得上引发骚乱的正当原因就是日本人击败了中国队，使得中国欲借东道主之便首次碰杯梦想破灭，球迷一时激愤，他们自然也就成了发泄对象。

　　而这次比赛不一样，对垒的双方不仅没有作为东道主的中国队，而且都是二战时期的法西斯国家，德国更是发动那场波及全世界浩劫的罪魁祸首，纳粹的凶残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日寇。同样是来自曾经犯下严重反人类罪的国家，如果要嘘的话，我们也要“一视同仁”啊，有什么理由区别对待呢？当然，这很容易遭到反驳——德国佬没有侵略过我们（清末不算），德国人忏悔反省了，而日本军国主义阴魂一直不散，政客经常参拜靖国神社、嚷嚷修改教科书、叫嚣南京大屠杀不存在等等。

　　我们常说怨有头债有主，谁在战争问题上脑子进水咱们就嘘谁，而不是把与日本沾边的一切都泛政治化，将所有日本人、日本货不分青红皂白都抹上政治代码乱嘘一气。特别是一群无辜的姑娘们——没准他们祖上还有人被迫充当炮灰客死他乡——在和平年代参加一场足球赛，却遭受到白眼相待。电视信号转到日本国内，那些本来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人士心里不免也会犯嘀咕，她们招你们惹你们啦？上届亚洲杯上发生的不快就给日中关系雪上加霜了，这个教训我们难道不应吸取？

　　在嘘声四起的人群中，我想有一些人属于比较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仇视日本的一切，而大多数应是无原则随大流好起哄的看客，当然也不排除还有一种人：他们见不得日本人进入十六强，日本男足风光无限，我们只剩女足还比他们强一些，如果她们出线而我们被挡住了那不是添了新伤。要是不存在这种阴暗心里，怎么解释操一口流利普通话的乒乓球运动员瓷娃娃福原爱在中国很受欢迎呢？

　　对前两者我想说的是，豁达一点，否则冤冤相报何时了！对第三种人——如果真有这种人，我只能说你们太小家子气了，有点风度行吗？在运动场上，最重要的是fair play。

王毅出使日本三年：中日关系走过最艰难时期

2007-09-20T05:05:00.000-07:00

三年前，王毅出使日本。在东京召开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上，问答始终围绕着这几个词：靖国神社、东海油气田、日本入常、反日教育。王毅坦陈，当时中日间“存在严重政治障碍”。

三年后，当他结束大使任期之际，终于可以说，中日关系“走过了最艰难的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间外交，曾经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过决定性的贡献；而回看王毅使日三年间，当两国高层交往陷入困境时，“以民促官”的思路再次成为突破口。

这次的主角之一是王毅。当“与日本各界接触”成为“对日方针”时，王毅走遍日本，进行了超过百场的演讲，邀请日本民众到中国使馆“走邻居”。

“中日外交从低谷中走出来，是水到渠成。”一位中国外交官对本报记者说，“而这渠中之水，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大使馆面向日本民众的工作。”

在中日关系的冰冻期里

２００４年９月，王毅出任中国驻日大使，媒体不约而同用了“临危受命”。中日关系当时正处于低谷。

旅日学者刘迪记得，哪怕在冲绳的出租车上，司机都会说“中国太可怕”。东京街头，常可以见到中文告示，内容竟是“警惕可疑的说中文的人”。如凶案的凶手是日本人，报纸就只有一条消息，一旦凶手是中国人，报道立刻连篇累牍。

日本外务省国际报道官千叶明等日本官员认为，王毅使日是中国“重视中日关系的积极信号”。当时，王毅和整个中国驻日使馆团队要面对的，远不是传递积极信号这么简单。当时，两国东海油气田争端正酣，而在日本入常问题上，中国也暗示要动用否决权。

“和早年友好的时期相比，那几年的工作很不顺心。”一位外交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从２００１年到２００５年，中日政府首脑没有互访。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因为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王毅和日本外务省进行多次交涉。他言辞犀利，称李登辉可能成为“战争制造者”，警告日本不要“自食其果”。日本媒体为此批评王毅“过激”，甚至表示“怀疑王大使对日本抱有的善意”。

在这一年，中日关系的坚冰日见增厚，日本内阁府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中国有亲近感的日本民众比例再创新低，降至３８％。

“过去中日间的问题，更多的是政府间的分歧，对老百姓之间的感情并没有多少影响。”中国驻日使馆一位工作人员介绍，“但是，冰冻期太长了，舆论也推波助澜，所以国民感情的因素日见凸现。”

出使日本前，王毅对国内媒体所说的一番话，或许正鉴于此。“这次赴任将……积极地、广泛地与日本各界接触。”他说。

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２００６年１月，供职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刘迪在策划“中国大使馆寄赠讲座”，希望邀请中国使馆的官员向早稻田大学的师生们介绍中国。“没想到王毅大使亲自来讲了第一讲，题目是‘中国的外交政策和政治经济形势’。”

随后，加上中国驻日使馆的全部９名参赞，这个系列讲座办了整１０场。

其实，早在２００５年１月，王毅就已在早稻田进行过“中日关系和地域协作”的演讲。据共同社报道，王毅用日语演讲后，接受提问，“态度随和亲切，学生对他印象很好”。

三年间王毅作了多少场演讲？大使馆相关人员的回答是“数量惊人”。“针对不同人群，王毅大使要准备不同的演讲稿，很有文采。”大使馆相关人士介绍说，“这是前几任大使做不到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面对日本民众，王毅都说日语。而且，他的日语很高雅。”共同社资深记者河野彻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王毅特别了解日本的想法，也坚持中国的原则，但最难得的是，他能把中国的想法，以日本人能接受的方式说出来。”

中国大使馆另外运用的“日本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还有很多。

２００４年１１月，中国驻日使馆举行了和“日本邻居”的“恳亲会”。“中国和日本是近邻，使馆和今天来的朋友也是近邻。”会上王毅说，“各位高邻对中国有什么需要了解的，可以轻松地和我们交流。”

“王毅的演讲经常很煽情。”《日本新华侨报》记者黄文炜说，她甚至觉得王毅演讲时的号召力，跟小泉纯一郎“很有几分相似”。

黄文炜也注意到，在这类活动中，王毅几乎从来不吃饭，因为一直有人排队要跟他合影。“任何人要和他合影，他都尽量满足。”“他也很配合记者拍照，左边看看，右边看看。特别是很多日本女记者总喜欢去采访他，因为觉得他很帅。”

“不少场合，按照既定规格，是不需要大使亲自出席的，但是王毅都去。”刘迪介绍说。他称王毅的这些工作为“苦心贡献”，因为“尽管有时候不出头露面才是聪明的做法，但是在中日高层关系到这步田地时，在民间交流方面，大使不出面，谁出面呢？”

不过，当时两国高层互动依然霜厚冰坚。２００５年５月，时任日首相的小泉纯一郎表示“年内将再次参拜靖国神社”，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中断访日行程回国。当年８月１５日，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当年１２月１２日，王毅回到北京点击查看北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疗养并述职。

这一年，中国反日游行的画面，在日本滚动播放。

驻日大使是最累的

“做大使是很累的，可能驻日本大使是最累的。”一位资深外交官感叹。

在共同社的河野彻的评价里，王毅是“历任大使中做得最好的”。河野彻还能回忆起，２０年前初到日本使馆时，王毅和他们一起去钓鱼聊天的情景。

“日本的财界政界高层，喜欢借助打高尔夫球搞交往。”刘迪说，“而中国驻日使馆团队，打破了这个模式，在日本普通民众中塑造了更有亲和力的新形象。”

王毅的博士导师、外交学院教授周启朋称赞自己的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强”。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重新拾起以民促官，或许也的确是在中日高层互动停滞的局面下，最合理的策略。

中国驻日使馆团队和日本的财政两界，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大家都随时打电话，互相很熟系。”一名熟悉驻日使馆工作的人士透露，“使馆举办诸如国庆招待会之类的活动，很多日本议员、内阁大臣都会出席，包括很多的右翼成员。”

“在我们对小泉明确表示‘不欢迎’以前，他都以日本首相身份参加中国使馆的国庆招待会。”这位人士说。

２００６年８月间在东京举行的第二届“东京－北京论坛”上，王毅在演讲后，首先与安倍晋三握了手。一个月后，安倍接任日本首相，继而到访北京，中日高层互动的坚冰开始消融。

“以民促官，最后还是要促官。”中国驻日使馆一名官员对本报记者说，“最重要的是抓住说了算的人。”

据了解，公安部已经在驻日使馆派驻两名武官，负责和日本警方协调与中国公民有关的治安和非法移民问题。这曾经认为是挑衅中国的议题，现在两国业已开始技术层面的合作。

今年４月，温家宝总理访日，晨练时和日本民众聊天，王毅微笑着做起了翻译。家长里短的话题应当也比政治议题轻松得多。

把坚冰变为暖流，并非朝夕之功，诚如日本问题专家卓南生分析，“不可能期待产生类似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影响巨大的民间外交的作用。”而几名东京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介绍说，他们和周围的日本同学谈及中日关系，主题词依然是：“民族主义”、“台湾”、还有最近增加的“食品安全”。

对于亲历中日关系走出谷底的王毅来说，可能这些问题不是那么可怕。“我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始终是乐观的。”在旅日中国人特别举办的送别会上，王毅如是说。

安倍辞职难挡中日友好大势

2007-09-17T05:46:00.000-07:00

不出所料，日本首相安倍于9月12日宣布辞职。中国人甚为关心的是安倍辞职会否影响中日关系。

　　提出这个问题不是空穴来风。众所周知，安倍于2006年9月26日宣布出任日本首相后不到半月，就于10月8日进行被称为“破冰之旅”的北京之行，与胡锦涛主席、温家宝总理等进行会晤。当天发布的中日联合新闻公报称，双方同意两国领导人在国际会场经常会谈；一年内启动学术界共同进行历史研究；共同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今年春，温家宝总理访问日本，进行了“融冰之旅”进一步加深中日友好关系。人们同时看到，在安倍执政这段时间，没有像前任小泉那样肆无忌惮地去参拜“靖国神社”，同时在美国国会通过对慰安妇决议后，面对世界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潮流，安倍最后选择了公开表示道歉，这一点也与前任表现有所不同，给了人们一种“新人新政”的感觉。应该说，安倍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执政期间内，为改善中日友好关系也做出了努力，在两国公众中赢得了一定的分数。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就安倍辞职答记者问时表示：近年来，中日关系在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与发展。安倍首相为此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相信，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势头将会继续下去（见新华网2007年9月12日电）。

　　笔者之所以说安倍辞职不会影响中日关系，乃在于中日友好已是老一辈中日两国领导人悉心缔造的，在中日两国人民中深深扎根的主流理念。世界媒体显示，中日两国民间民意测评表示，赞成中日友好已占大多数。在参议院占多数的日本民主党屡屡表示要致力发展中日友好关系。党首代表小泽一郎还表示，在今年12月访华。即使被称为日本首相继任人选之一、担任多年外相、今担任自民党干事长的麻生，在近年也有致力推进中日关系的表现。可以说，安倍辞职不会影响中日关系。

　　反观安倍辞职的主要原因，尽管安倍要逼迫日本国会通过一个法律《反恐特别措施法》而与国会闹僵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安倍的内阁丑闻不断，在公众中的威信下降。日媒民意调查多次显示，近年的安倍内阁民调率不断下降。令人注目的是，第一任安倍内阁已经出了很多问题，而新一任安倍内阁刚一宣布又已出现两个农林水产大臣类似问题。安倍跟在野党协商，在野党不买账。这一点在日本国民中刺激很大。在野党质疑安倍执政能力；日本舆论也形成对安倍内阁不利的氛围。可以说，与外交相比，安倍的失分更体现在内政方面。而安倍也曾多次说过近一年因为国内政治混乱，认为自己没有凝聚力。这也成了人们观察安倍辞职的一个视角。

　　其实，分析安倍政权的外交，不能孤立地看待安倍个人的修养、作风、知识、际遇，而应同时分析日本执政党的路向。平心而言，作为代表右翼的日本自民党，无论谁个上台，他们的外交政策也不会有根本性转变。比如，即使顺着世界潮流在中日关系上作过积极努力的安倍，为着摆脱内政困局，也在8月23日访问印度时，曾公开地“拥抱”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主张日本战犯“无罪”的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的后人，并称帕尔法官在远东军事法庭上表现出“高贵的勇气”。对安倍此举，中国外交部发言人8月25日就严肃表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军国主义作出了严正审判，代表了世界各国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正义呼声，也是日本战后重新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基础（见新华社2007年8月25日电）。可以说，只要执政的自民党不在党的纲领方面改弦易辙，任何代表人物上台都不会与其党纲领背道而驰。从意识形态上看，麻生和安倍都属于强硬派右翼分子，都不遗余力地追求日本脱离战后体制、成为政治大国，不过麻生还因为不善隐藏锋芒，尤其是经常“祸从口出”而让自民党内一直难以放心：“拥核论”、“亚欧民主弧带说”、“日本单一民族论”、“朝鲜人更改姓名并非日本强迫”等“高论”均出自此公之口，亚洲各国也均有领教（见中国网2007年9月12日）。因此，不管日本政局如何多变，人们对日本右翼的警惕不能放松，共同推进中日友好大局努力不能松懈。

　　一吟

谁来接替安倍：老成谋国抑或执迷不悟

2007-09-17T05:39:00.000-07:00

上台执政还差两周才满一年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宣布辞职下台（9月12日）。此前，安倍硬挺着撑过了参议院选举惨败及接二连三的内阁丑闻，刚刚高调出访了印度并出席了澳洲APEC，甚至仅在几天前（9月10日）还在国会发表了施政演说。面对安倍这个紧贴着“9.11”六周年的“突然袭击”，美国政府“感到惊讶和困惑，担心日本政局就此陷入混乱”；但最没有心理准备的反而是日本自己，执政的自民党上下对安倍此举纷纷感到震惊和困惑，表示无法理解“为何竟会发生这样的事”。12日当天自民党的国会议员正准备集体出席众议院全体会议，安倍辞职消息传来当即令所有议员愕然不知所措。自民党议员平将明表示，正值国会质询之际，这是最糟糕的辞职时机。而在野党则严厉指责安倍此时辞职不负责任。社民党党魁福岛瑞穗抨击说，安倍刚刚发表施政演说就交出政权，极其不负责任，可见自民党已病入膏肓。民主党、社民党、国民新党三大在野党均一致认为“无论谁继任首相都无法反映民意，只能是管理选举事务的内阁”，因此要求尽快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

　　事实上，基于对安倍“明星效应”的看破以及对其执政能力的怀疑，无论日本国内还是国际舆论方面早已存在对安倍政权的前途作出消极甚或负面的分析和预测，如“安倍政权短命论”和“过渡政权说”。从电视直播镜头中可以看到，宣布辞职时的安倍两眼含泪声音哽咽，显见在遭受近期一连串政治打击弄至内外交困之下，安倍不仅身体难以负荷巨大压力导致健康出现问题（安倍已于13日上午住进医院接受检查），就连个人意志亦已临近崩溃边缘——70年代末安倍在美国南加州大学留学期间，因英语水平太差校方让他先去学好英语再来听课，安倍却因此完全丧失斗志沉溺于游玩，半年后索性抛弃学业返回父母身边，可见“安倍少爷”向来意志薄弱，能撑到今天已属不易。此外，日本共同社12日报道，据传即将于15日出版的一本周刊将会刊登一篇关于安倍涉嫌逃漏3亿日元（约260万美元）巨额遗产税的揭秘文章，安倍选择如此有悖常理的辞职时机，大概与此问题有关。若情况属实，则安倍辞职所引发的“政治地震”恐怕还会对其继任者及自民党产生又一波后续冲击。

　　安倍此番承认“缺少国民的支持和信任”而黯然下台，不仅显示他一年前执政伊始所标举的“美丽国家”成了一个毫不美丽的“政治泡影”，更宣告其任内所推行的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政治路线的彻底破产，同时也是一心培养安倍成为少壮派代表及新一代政治领袖的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的重大挫折。安倍的垮台向其继任者释放出一个强烈的政治警示：任人唯亲、贪污腐败、罔顾民生、破坏和平的“贵族”执政者不受欢迎，且必将失败。此外，一度被前首相小泉通过“改革”所“砸烂”的自民党内派阀势力如今自然闻风而动，日本政坛上传统的元老政治恐怕又将卷土重来。而此一前景无疑又会加深日本国民对执政自民党的不信任，使得安倍的继任政权趋向“过渡政权化”，在客观上加速朝野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本来12日的日本国会临时会议是在朝野政党分别控制众参两院的情况下召开的首次会议，朝野各党将在国会展开一场激烈的政治较量。但安倍在这节骨眼上“突然”辞职，此举不仅对自民党不利，迫使继任的新总裁不得不面对更为复杂和不利的政治困境，亦导致日本政局今后难以稳定发展，可能重演九十年代首相频繁更替的“老戏码”。因此，安倍倒台可说是安倍个人与日本政治的双重悲剧，也突出反映了日本正在陷入国家发展困境的真实状况。

　　安倍辞职后，按照现行程序，执政自民党将进行总裁选举，胜选者经众议院任命成为日本新首相。对于此次总裁选举，自民党内的主要意见为“不应强行将候选人限于一人”、“应该堂堂正正地进行透明的总裁选举”，因此预计将会出现多名候选人。目前舆论较为看好的首相候选人有现任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前财务大臣谷垣祯一、前内阁官房长官福田康夫及现任外务大臣町村信孝，此外还有刚出任安倍新内阁财务大臣的额贺福志郎亦已宣布参与竞逐。笔者于早前所撰《日本正在进入“后安倍时代”》一文内认为，自民党内其实已经难以找出一个年富力强、德才兼备、能够有效掌控国内外政治局面并能让各方信服的领袖人物来替代安倍。审察以上的候选人，有的丑闻缠身，有的劣迹斑斑，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实力不足，都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点，基本上只能充当“过渡人物”。俗语云“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这个新总裁、新首相总是要选出来的，按照笔者的分析，不外是“老成谋国型”和“执迷不悟型”这两类人物胜出。

　　可以归类为“老成谋国型”的是现年71岁的福田康夫和62岁的谷垣祯一。福田为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的长子，与小泉、安倍同属当时自民党内第一大派系森（喜朗）派。从1977年起任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先后担任外务省政务次官、自民党副干事长、自民党财务委员长和调查会副会长。2000年10月，福田康夫出任内阁官房长官，后因卷入养老保险金丑闻于2004年5月辞职。福田虽然性格温和、为人稳健不好斗，但与其父一样是个标准的自民党人和现实主义者，绝非所谓“亲华派”或“媚华派”。福田赳夫生前是日本著名的“亲台派”首领，因此亲台的政治DNA一脉相承地延续到今天的森派（现已转型为町村派），这就是小泉及安倍任内日台关系不断加强、台独势力日益嚣张的原因。不过，随着政治阅历的增加，福田康夫的独立思考能力和政治平衡感大为增强，因此主张重视“亚洲外交”，批评小泉对美“一边倒”政策及参拜靖国神社，以免损害日本的长远国家利益。

　　在去年的日本首相竞选期间，极右势力甚嚣尘上，在中曾根、森喜朗和小泉等人的大力提携庇护下，年轻气盛的安倍当时得令、风头正劲。自民党内的其它传统派系以及政治态度较为保守的日本经济界和主流媒体唯有寄望于“反小泉—非安倍”力量的出现构成一座政治防波堤，避免日本政局走向极端的深渊。在此背景下，福田康夫不由自主地被推举为安倍的抗衡者和竞争对手。当时日本国内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72％的人表示希望看到安倍与福田公开竞争，形成“安福对决”局面。此外，福田在出访中国、美国时均受到破格接待，显示国际社会也有希望他成为日本“后小泉时代”接班人的意向。但“众望所归”而具有超派系影响力的福田本人既没有夺权的野心，更没有分裂森派的决心，同时持守传统政治风范的福田不愿看到国内舆论因此走向对立，更不想看到中国利用靖国神社问题来牵制日本，因此不得已提早表态退出了竞选。由此可见，在安倍无奈倒台的今天，能替自民党收拾当前“烂摊子”并帮助日本渡过此一政治难关的政坛领袖唯有老成持重的福田一人而已。当然，其中关键是自民党内各派系必须就此形成共识，各路人马不能拆台或拖后腿。福田出任首相的唯一障碍是年龄过大，因为首相一职被日本人称为“激务”，意思是非常辛苦，担当者身心两方面都必须健康强壮。日本战后就有两任首相积劳成疾死在“岗位”上，因此福田若当真“出山”，恐怕得作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理准备。

　　可以归类为“执迷不悟型”的自然是现年66岁的麻生太郎和63岁的町村信孝。麻生与安倍一样都出身于日本的政治世家，其曾祖父麻生太吉是贵族院议员，父亲麻生太贺吉是自民党众议员，外祖父是日本著名政治家、自民党创始人之一吉田茂，岳父是前首相、自民党第二代领导人之一的铃木善幸，算得上家学渊源的“豪门女婿”。但麻生属于自民党内的小派系，缺乏实权大老的支持，因此在01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以较大劣势败于小泉；在06年自民党总裁角逐中，麻生亦只能居于安倍之下。如今安倍下台，麻生却成为多数分析人士看好的头号首相继任人选，麻生本人亦已决定再次参加总裁选举。然而，麻生在日本政坛素以“鹰派大嘴”闻名，多次口没遮拦发表颠倒黑白的不当言论招致周边国家的强烈抗议，在国际上可谓“臭名昭著”。麻生亦曾多次公开表示，日本有能力制造核弹，又称日本的和平宪法并无禁止以原子弹作防卫用途。总之麻生的出场让许多如假包换、一向主张修宪派兵、渴望集体防卫权的日本“老鹰”在相比之下也成了温和的“鸽派”。这样的人物出任日本首相，不要说中国、朝韩等周边国家严重不满，恐怕连美国也不会放心。况且日本选民已用选票表达了对安倍政治路线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如果换上一个与安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极右政客，自民党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治安排必然招致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和公众舆论的严重质疑。其实自民党内也有不少人反对麻生出任总裁，有个别曾任内阁成员者表示，“与放弃政权、给党造成巨大打击的安倍接近的人，不能扭转局面”。当然，公牛一般的麻生超过福田的唯一优势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与“牛仔布什”有得一拚。

　　至于其他三人，则基本属于“陪跑”角色。出身旧宏池会（即大平派、宫泽派）的谷垣祯一，其父曾在日本政府中担任文部大臣。03年9月，谷垣出任小泉内阁财务大臣，所制定的经济政策帮助日本逐渐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实际上真正提供‘帮助’的是中国），因此在日本民众中形象和口碑倒也不坏。谷垣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主张基本与福田相同，如果福田此次有意参选，能力、魄力与魅力均乏善可陈的谷垣则可以肯定“没戏”。曾几次出任文部大臣和外务大臣的町村信孝则是安倍晋三的支持者，建议通过教育改革“激发日本青少年的爱国主义”。对外主张“强势外交”，认为日本应该在外交事务和国际舞台上扮演更加积极、更加重要的角色。在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期间，町村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推动日本“入常”的外交攻势。在安全事务方面町村也属于鹰派角色，去年曾联合其他多名自民党重量级人物要求日本政府加强情报搜集能力（难怪老是有日本人在新疆‘测绘’被抓，估计是替驻中亚美军作间谍的干活）。与谷垣一样，只有福田不参选町村才有机会。曾任小泉内阁防卫厅长官的额贺福志郎现年63岁，属于自民党内第二大派系的津岛派，在8月安倍内阁改组中又被任命为财务大臣。其人在日本政坛上无甚斤两，政治面目也不太明确，可说是毫无机会。此外，前防卫大臣小池百合子联同自民党内一些被称为“小泉宝宝”的年轻议员希望前首相小泉能够重作冯妇，但小泉已明确拒绝了他们的“好意”并向其“恩公”前首相森喜朗保证不会参选。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自民党内最为关心的是由谁出任新总裁才能扭转目前极为不利的政治劣势并领导全党赢得未来的众议院大选。因此，这次自民党新总裁（亦即日本新首相）选举对于日本政局的未来走向将会产生重大的历史影响，亦有可能牵动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及安全格局。从当前盘面情况来看，可以断定属于福田与麻生之争。若自民党能够推出国内外都能接受的“老成谋国型”人物上台执政，则标志着小泉－安倍路线的终结，日本还能在“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里继续发展（尤其是经济）；若推出“执迷不悟型”人物，除非这些人能够迷途知返、改弦易辙，夹起右翼尾巴做人，否则他们会将日本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届时，《日本沉没》恐怕就不再是一部科幻电影而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中山）郭王

安倍拟辞职，日本政局扑朔迷离

2007-09-13T05:00:00.000-07:00

2006年9月26日上台执政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2007年9月12日向自民党总部表示打算辞去首相职务，该表示得到自民党干事长麻生太郎的进一步证实。

　　回顾安倍上任之初即到中韩访问，打破日本与临国的政治坚冰，获得节节攀高支持率的往事，再看安倍现在不得不辞职的现状，真有恍若隔世之感。

　　安倍执政未满一年便被迫提出辞职的表面原因是他所坚持的延期《反恐特别措施法》提议未能获参议院通过，深层的原因则是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失利、内阁频出丑闻，安倍所提政策不但为参议院第一大党民主党处处制肘，更是因为用人不当而颜面扫尽、民心尽失。

　　总结安倍任期内的作为，善政就是改善了日中、日韩关系。由于上一届首相小泉坚持每年参拜靖国神社，严重伤害到中国以及其他二战受害国感情。日本与其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交往也受到政治寒流的严重影响。安倍一上台便远见卓识地顺应潮流改善日中关系，大大推动了日中经济关系的改善，值得赞扬。败笔是养老金登记记录的丢失、内阁用人屡屡失当、幼稚方案“亚洲自由之弧”的提出。养老金记录丢失使老百姓的生活安全受到侵害，百姓丧失了对政府的信任感，内阁用人屡屡失当使老百姓对首相用人才能提出严重质疑，逐步丧失对首相的信心，“亚洲自由之弧”的提出徒然增加了中国的疑虑，却未收到印度支持的实效。对日本以后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绩是升格防卫厅为防卫省，日本在追求军事大国、政治大国的路上将越走越远，逐渐摆脱二战影响。

　　两个月来安倍的支持率一再降低，民主党也多次呼吁要求安倍辞职，安倍不甘屈服也磨不开面子，在举步维艰的情况下坚守着自己的最后一个信念即“大日本”理想，这也是安倍年轻时期即形成的军国思想，他希望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能象美国一样影响世界，所以坚持延长《反恐特别措施法》期限。在看到参议院已不可能通过自己的意见之后决然表示辞职。用辞职宣示了自己的军国精神不能亵渎。

　　麻生太郎曾经打算做安倍的继承人，但是出乎意料地比安倍离开内阁还早。下一步的首相继承人会是谁？这个继承人对中日关系持何种态度？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即是国际秩序决定于国家力量的对比，中国国力在上升，中国的国力在世界已经有一定的影响力，新一届首相无论是谁将无法不正视日中关系，而继续改善日中关系将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假如日本新一任首相即位，我们希望他能够在对待台湾关系方面，对待日中东海问题、钓鱼岛等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更加理智，对待亚洲秩序建设方面能够更有建设性，对待二战慰安妇等问题能够更加依据史事。

　　作者：涌涛拍岸

《联合早报网》

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困境

2007-09-13T04:57:00.000-07:00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有越来越强大的跨国公司，先进技术，是世界主要资本输出国和流动性输出国。但是日本先后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遭到挫败，８０年代末日本争取在世界经济上取得领导权，签署广场协议，引发泡沫经济。最近几年争取成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也遭到挫折。成为正常国家，引起周边国家怀疑，国内支持也不高。和亚洲邻近国家关系很糟。而有相近情况的德国正在向政治大国步步迈进,德国已经是欧洲主导国家之一。

　　日本希望成为政治大国,在东亚战略上面临困境.在亚洲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国,难以被接受为亚洲主导国家,在世界上作为美国伙伴,也难以被世界各国接受.如同英国作为美国伙伴,不被欧洲所接受。

　　美国不愿意扶持日本,在日本有机会领导亚洲经济时进行阻碍.东亚经济以前是日本领导形成雁式布局，逐步带动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和中国经济。日本企业模式在紧凑性产品－例如汽车产品上较有优势，美国在８０年代起，以模块化技术和利用东亚后进国家低成本优势削弱了这一日本经济模式优势。强化了自己在国际经济分工中高端地位，使得韩国和台湾能逐步赶上日本。美国经济在信息技术革命中不断成长，成为世界主要需求方，从而主导经济。同时期，日本因为泡沫破灭，经济发展缓慢。日本在与美国经济竞争中失败。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反对日本起领导作用,反对日本提出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计划.美国通过加强与东亚国家某些国家合作，例如新加坡和韩国，加强与东亚国家的联系，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都打破了日本经济主导作用和愿望。在军事上美国严格控制日本,通过日美联盟和反导系统把日本控制住。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和经济逐步强大。成为日本和东亚经济的带动者，庞大外汇储备，将成为大规模资本输出国，中国正在成为亚洲区域经济核心.但是日本在各个方面针对中国,与中国竞争.日本策划日本、美国、澳洲，印度组成"民主弧线"包围中国.日本把把防卫厅升为省，谋求军事化，频繁向海外派兵，使中国忧虑.日本不深刻反省侵华战争罪行,私下里支持台湾独立.中日双方互相猜疑，难以取得互信。

　　国内问题上，国内人民对日本政府不支持。日本人不爱国，其实是不爱日本政府。从日本很多现代文艺作品看到，日本政府对人民管制粗暴，公务员高高在上，欺凌百姓，议员多是继承制的准贵族和人民有很大隔阂。日本泡沫经济上失败源于日本统治者想在世界经济上起主导地位，因此日本人民对日本统治者有很大不满，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和政治大国未必很支持。日本跨国公司越来越强大，但是日益摆脱日本政府的控制。

　　日本人口老化，需要大量中国和亚洲移民，据称每年需要３０万，虽然民众对中国和亚洲移民不满。日本的各级学校也需要中国和亚洲学生。因此，日本不能敌视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激化日本社会矛盾。

　　中国外交上战略一惯是要与邻近国家搞好关系，也想修复与日本关系，不想关系继续恶化，符合和平发展的大局。全球变暖，环境污染和能源采购，中日两国有一致利益，要求紧密合作。中国最近购买日本东芝公司核电技术。中国和日本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比较强，这些使日本不得不采用更合作的战略,加入亚洲经济区域一体化过程中。

　　广州　麦辰

忍者少林踢馆国人不必惊诧

2007-08-31T05:51:00.001-07:00

近日，一篇名为《日本伊贺忍者少林踢馆，众僧不敌枉为武林泰斗》的帖子，在网上流传，引起震动。该帖宣称，一个名为山本义清的日本人向少林寺提出挑战，并成功击败少林武僧团一成员。对此，少林寺监院释延裕一口否认，表示：“压根就没有这回事。”（8月29日河南商报）

　　别说此事还没被证实，就是确有其事，也不值得国人如此惊诧莫名。因为武士之间交手过招，是再稀松平常不过了，天下没有常胜将军，少林也并非“九五之尊”，少林武僧战败也就不必大惊小怪。

　　此事倍受网民关注、热炒，恐怕另有“卖点”在起催化作用，那就是敏感脆弱的中日关系。

　　这件事搁在其它国身上，可能就是一件寻常小事，但因对象来自于日本这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国家，事件就容易被放大，就会引起中国民众心理上的不安，情愫上的不满，甚至带来行为上的愤懑。

　　中日今世无仇，可是上世有冤。日本对那场战争的态度、领导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问题、钓鱼岛问题……成了影响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一块块绊脚石，也给中日关系结上了一颗颗难解的疙瘩。于是，在民间，很多非理性行为就应运而生，当日本丰田公司的“霸道”广告和日本立邦漆“滑落中国龙”广告做出后，一则由中国策划专家韩颐和以中国传统故事为酒名所作的“后羿射日”广告立即赢来掌声四起，虽然这种酒至今也未在市场上销售，此时的“后羿射日”已经不再是一般商品名称，而被注入了更多的思想内涵。而铺天盖地的抑制日货运动，则让狭隘的民族情感得到了淋漓地宣泄。

　　有人宣称，日本将在2015年灭亡中国。这一传言只如痴人说梦，但说明军国主义并未寿终正寝。对“卧榻之侧”的并未“酣睡者”，保持十二分警醒，也是应该的，但不必时时剑拔弩张，事事牙睚必报。而要看到两国关系积极的一面，如安倍晋三在出任首相后并未参拜靖国神社，在新近改组内阁时，又有三名对华友好人士出任要职等，这些说明日本也在小心维护、积极修补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中国一位研究中日关系的外交专家曾说，“中日关系破坏容易，建设难”，诚如斯言！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不把两国旧时纷争带入新一代，也不把个人纠葛上升到国家纷争，两国人民要多做建设者，不做破坏者，才是明智之举。回到文首的话题上，此次如果没有日本忍者寻衅少林，也足可促使少林加压，把古老的中华武术发扬光大。同时还要洞察发贴者的真实动机，警惕其无风起浪，让“忍者少林踢馆”这类“新闻”失去市场。不被扬尘迷了眼睛，中日关系才能健康地向前发展。

　　叶传龙

《联合早报网》

别让恻隐之心蒙蔽是非之心

2007-08-31T05:50:00.000-07:00

日本广岛长崎备受世人广泛关注是因为这两个城市是目前人类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地区，1945年广岛和长崎十几万人死于原子弹轰炸让人们领教了原子弹的威力，当年广岛的惨状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是：“一刹那间，广岛这座城市就不复存在了。”冷战时期，世界处于理性的核恐怖平衡中，核战争爆发的危险性反而较低，人们更加关注意识形态的斗争。9·11事件后，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公敌，威胁世界和平，当前核扩散与恐怖主义结合的危险让我们一次次地把恻隐同情之心慷慨大方地洒向日本，深切地关注日本原子弹受害者问题，但人道主义精神滥用的结果是灌溉了日本从未泯灭的军国主义之花。

　　如果我们抛弃当前庸俗的人道主义和功利的实用主义观，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已经成为历史的广岛长崎原子弹事件，则事情远没日本人所想的那么复杂。

　　首先，当年美军投掷原子弹的目的是向善的，为的是尽快结束战争，避免更多人无谓的伤亡。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日本必败3无疑，是年 7月，美、苏、英发表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宣言和最后通牒，当时日本只能在生存还是毁灭之间作出选择，可是日本选择了负隅顽抗。为了尽快结束战争，美国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向广岛和长崎投掷了原子弹，原子弹的威慑作用加速了日本投降的步伐，避免了日军和盟军更多无谓的牺牲，这一行为从目的和结果上都是正当的（即体现了为达正义之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之恶这一人类生存法制）。后来被称为“美国氢弹之父”的特勒认为，在日本投下原子弹，不但结束了二战，挽救了不少生命，而且也使我们能在冷战期间维持和平。

　　2007年6月30日，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演讲中认为长崎遭原子弹轰炸后的确经历了悲惨灾难，但二战由此宣告结束，这样看来美国在日本投原子弹是结束战争的“无奈之举”。久间章生的言论是二战以来日本政客对原子弹事件最客观公正的评价，但这一公正的认识竟然使得这位全日本最接近客观真理和历史真相的政治家在日本国民千夫所指的指骂声中下台。事后，美国政府核不扩散特使、前美国副国务卿罗伯特约瑟夫4日就向日本广岛等投下原子弹一事表明美国一贯的立场称：“这使战争得以结束，从结果来看拯救了众多的日本民众的生命”。他的上述言论立即在日本引发激烈争议。日本人接受不了原子弹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他们为什么不去想想原子弹偏偏只在日本爆炸的原因呢？广岛和长崎的蘑菇云是芦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和珍珠港事件等一系列暴行所酝酿的苦果，这一点日本人为什么不敢正面承认呢？日本人的想像力丰富，他们有没有想过假如没有原子弹的振聋发聩的警醒作用，日本也许会在所谓的“本土决战”中变成焦土呢？日本为什么一直不能原谅美国投放原子弹的态度呢？难道人类悲欢离合之情感真的不相通吗？

　　其次，原子弹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被日本无限夸大。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吞噬了十几万日本人的生命，这一触目惊心数字让任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会为之难过。但十几万与30多万无辜平民被屠杀的南京大屠杀相比，与五千万人丧失生命的二战相比，哪个更具灾难性呢？更何况十几万是侵略国家的被惩罚的生命，30万与5000万是被侵略国家无辜的生命。

　　二战中日本不只是广岛和长崎受到毁灭性打击，同在1945年初，日本本土还遭到美国李梅将军用“火攻日本”行动进行轰炸。李梅将军用燃烧弹在夜间低空轰炸日本，到了6月份，燃烧弹已经毁掉了东京和其它城市的大部分土地，造成近50万日本人的死亡，使800万人无家可归。“火攻日本”行动对日本的战争能力造成毁灭性破坏，加速了日本投降，燃烧弹的威力集合起来比原子弹的杀伤力还要大，日本人为什么不挑个日子每年都好好纪念燃烧弹受害者一番呢？

　　另外，原子弹带来的辐射让许多受害者至今还受到病痛的折磨，可那种痛苦是不是比中国黑龙江、吉林、浙江、湖南及江西一些地区的民众在今天仍然受到芥子气、炭疽等病毒折磨的日本细菌战受害者更加深重呢？

　　战争远去后，人们的和平、同情、宽容之心自然会占上风，但宽容是为了避免灾难的再发生，今天世界人民对原子弹受害者的同情是建立在人道主义基础上的，出发点是防止核扩散引发的核战争再次荼毒生灵，立足点是人类的未来和前途。可当前日本人利用了世人大慈大悲的宽容心，利用用人们的恻隐之心混淆是非之心，企图用原子弹受害者的形象来替换二战发起国的形象，用宣扬本是罪有应得的伤痛来代替十恶不赦的罪恶，用被惩罚的代价来为野蛮侵略行径狡辩，骨子里透露的仍然是军国主义阴魂。

　　日本人，请你们从全人类的立场出发，用普世价值观看待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事件，请别用我们的恻隐之心蒙蔽世人的是非之心！

　　贵州黄坚

《联合早报网》

日本的新闻媒体

2007-08-19T01:44:00.000-07:00

现在时代的新闻媒体多了，纸媒体、电视媒体、网络媒体等等，我在这里讲的还是指比较传统的纸媒体。

　　在国内，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上已经告别纸媒体了、没有人还会从报纸上去看新闻。以前机关单位的人过的是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悠闲生活，现在机关的人，大多是喝雀巢，上新浪，看完新浪，上黄站。

　　先进如世界第二的日本，在这方面，比我们要落后很多。大多数人仍旧以看报纸居多。这一点，我至今都难以理解。早期的日本人，一般都是吃完早餐看完早报然后去上班。起的晚的日本人，则是拿着早报在通勤的电车上看。在早上通勤的电车上，很多人或站或坐，安静地看着当天的报纸，那是早上通勤的一道风景。

　　日本全国性的报纸有那么几份，读卖新闻、朝日新闻、每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和产经新闻。

　　读卖新闻在日本销量最大，估计国内的很多朋友也都知道。读卖新闻在日本不但销量最大，影响力也最大。这家报纸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右，属保守，十分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它的主编曾公开反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认为他的参拜搞坏了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从而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最近又出了一本书，叫《检证》，反思日本的战争责任。现在据说国内正在组织翻译。这是日本保守阵营内发出要反思战争，要将真实的历史告诉现在的年轻人，所以给日本的保守阵营很大触动。虽然小泉我行我素依然于今天去惨败靖国神社，但是这次内阁成员出奇地都不去参拜，而且今天安倍在谈话中明确反思战争责任，都与读卖新闻及其主编对战争的明确表态有很大关系。日本保守派没有人敢无视读卖新闻的意见。

　　朝日新闻的政治立场中间偏左、主张中日友好。它的销量也很大，但是它经常与政府抬杠，与一些右翼政客的关系不好。去年与安倍和极右的中川昭一发生纠纷。它的主要的读者主要是学者和知识分子，年轻人不怎么喜欢这家媒体。

　　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的政治立场则比较中立，特别是日本经济新闻，它的主要读者是公司管理层和相关的普通公司、金融行业的职员，销量也很大。

　　产经新闻是一家极右媒体，销量不大，是日本一些右翼的舞台。有关中国的负面报导，大都出自这家媒体。公开支持并呼吁首相、天皇参拜靖国神社的也就是产经新闻。

　　虽然说日本是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表面上日本也是宣称新闻自由。但是，日本政府对日本的媒体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力。在涉及日本国家利益的时候，媒体背后经常会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媒体的报导。日本政府有一个经济协作机构，主要负责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各种经济、技术援助，在90年代常常派日本的志愿者来中国从事义务技术指导和教育服务。一次，两个日本的志愿者在北京某个饭店吃饭，多喝了点酒，然后两个人就干起来了，最后，因为过失，一个把另一个给干掉了。这事发生在北京，一个日本人把另一个日本人干掉了。日本的媒体、中国的媒体都纷纷赶过来。后来日本政府在背后给日本的媒体做工作，说是这两个人都是日本政府的经济协作机构在日本国内招募的志愿者。如果日本媒体把这个事情报导的话，肯定会对经济协作机构的进一步招募志愿者的工作产生不好影响，这样日本就不能通过志愿者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对日本政府的国际贡献的工作产生影响。后来，这件事就没有在日本国内报导。可见在涉及日本国家利益的报导方面，日本的媒体还是相当自觉。

　　在日中国律师蔡昶

《联合早报网》

中国人对日印象改善日对华印象分却在减少

2007-08-19T01:40:00.000-07:00

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从冰点转暖，对社会大众心理产生正面影响。一项持续进行了三年的调查显示，今年中国普通市民和大学生对日本的印象大有改善，对中日关系前景的乐观指数显著提高。

　　不过, 和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分却在减少。

　　提到日本，半数中国学生首先想到的是“樱花”，而市民想到的是“日本电器”。北京大学和日本言论NPO论坛共同进行的“第三次中日联合舆论调查”发现，南京大屠杀今年被软性的文化经济符号取代，不再是多数中国学生和市民对日本的首要印象。

　　言论NPO是日本的非牟利媒体，通过互联网进行时政问题的讨论，也出版书籍，是一个独立于政府的智囊机构，其500名成员包括日本的政坛人物、企业家、政府官员、记者和不同领域的学者。

　　昨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李玉教授介绍说，在2005年与2006年间，接受调查的受访者多表示，日本让他们首先想到南京大屠杀。

　　今年对日本印象“很好”或“比较好”的市民从去年的17.6%上升到24.4%，升幅9.9%。持同样看法的学生达35.3%，较去年大幅跃升27.5%。

　　与此同时，对日本印象“不太好”或“很不好”的中国市民的比率是36.5%，比2006年下降20.4%。尤其在最近一年里，半数（50.5%）市民表示对日本印象出现好转，较去年上升了17.7%。

　　李玉教在总结过去三年的调查结果时说，2005年他们的结论是“民间舆论恶化，日本在中国公众形象恶化”；去年是“民间舆论以负面为主，但略有好转”；今年则是“民间舆论大有好转”。

　　这项调查由北大委托零点调查公司进行，对象是上海、西安、成都、沈阳这五个城市的1609名公众，以及北大、清华、外交学院等北京五所重点高校的1000多名大学生。

　　中日两国去年恢复了中断五年的首脑互访，日本首相安倍和中国总理温家宝先后互访，中国媒体也克制报道有关日本的负面新闻，对日本风土人情的报道增多。通过各种渠道进行的民间团体或半官方团体互访活动，也不断进行。

　　一般认为，中国政府的行为对民意和舆论影响很大。上述调查的结果似乎印证这种观点。中国的受调查群体中，96.2%学生和98.8%市民没有去过日本，绝大多数不曾结识日本人，他们对于日本的了解，主要还是依靠国内媒体、教科书和书籍，以及国内影视作品这类间接的渠道。

　　调查显示，学生和市民对中日关系现状的评估与乐观情绪提升，悲观情绪下降，而且乐观情绪上升幅度很大。

　　受调查者中，认为中日关系好转的学生站49.9%，市民占58.9%。

　　对中日关系前景表示“很乐观”或“谨慎乐观”的学生占65.9%，较去年大举上升42.7。在市民中，这个比例是73.1%，较2005年上升30.4%。

　　和中国的情况相反，日本民众对中国印象分却在减少。

　　日本NPO言论代表工藤泰志昨天在介绍日本方面的调查时说，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印象在逐渐恶化。

　　日本方面的调查对象是1000个民众和300个传媒界、政界、企业界人士和官员，分成“一般舆论”和“有志之士”两组。

　　工藤泰志说，60%以上日本民众和42%的“有志之士”对中国印象不太好，他们提出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在历史问题上批评日本，中国在粮食、环境和资源问题上以自我为中心，进行不顾他人的活动。

　　在中日关系方面，日本的“有志之士”和“一般舆论”看法两极。前者认为中日关系大有改善，而后者认为改善甚微。

　　虽然中国民众对日本的印象大为改善，但李玉也提醒说，学生与一般市民都认为，中日关系的两大障碍依次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这和2005年2006年的调查结果完全一致。

　　71.8%的学生和60.8%的市民还认为，美日同盟的目的要防堵中国崛起，相当一部分学生还认为日本是中国首要军事威胁。

　　李玉分析说，中国民众与学生对历史问题和领土问题态度不变，反映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不过，大多数的中国受调查者都承认中日关系的重要性。日本方面，接近80%的民众和将近百分之百的“有识之士”，都认为中日关系很重要，这被认为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正面因素。李玉说，中日应该努力发挥正面因素，大力推动民间的交流，促进两国关系改善。

大江健三郎：写给孩子的神话

2007-08-16T17:03:00.000-07:00

来源：广州日报

　　近日，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推出了他献给孩子们的新作《两百年的孩子》。记者昨日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许金龙先生处获悉，由他翻译的《两百年的孩子》即将在中国出版。

　　作为诺奖获得者，大江被认为是日本文坛“神”一般的巨匠。然而，正是日本文坛这位神一样的人物声称一生都在阅读鲁迅，对鲁迅的崇拜达到了痴狂的地步。由于反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对修宪，他发起成立了《九条会》，致力于反右翼和中日友好。

　　新作《两百年的孩子》即将在中国出版

　　希望通过该书提醒下一代：日本右翼势力叫嚣修改宪法，参拜靖国神社，十分危险

　　大江的中国情缘

　　大江健三郎在中国读者众多，一方面源自他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名声，一方面源自他浓厚的中国情缘。

　　许金龙先生告诉记者，大江健三郎曾先后5次来到中国参观访问，也曾受到过中国第一代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去年9月，他在参观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后表示：“我今年71岁了，我已经感到自己人生可能要接近终点，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个总结了。在我人生终结之前，我感到对于一些现代史上的历史事实，我必须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

　　在大江的人生当中，从2岁那年南京大屠杀发生，日本大规模侵略中国，到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战败，再到日本进入民主时代，他走上文学道路，度过了这50多年的文学生涯，如果说在他这71年的人生当中，最早给他留下巨大阴影的就是南京事件。

　　去年9月的中国之行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一直期待的旅行。在陈列馆参观结束，大江健三郎还在贵宾室如愿访问了南京大屠杀的两名幸存者。虽然听不懂他们的发言，但是大江健三郎先生一直专注地听着。当两名幸存者讲述完毕时，大江健三郎起身给他们鞠了三个躬。这时，他才第一次开腔，而此时距离踏进纪念馆已经超过两个小时。

　　这次参观回国后，大江从10月份开始发表一些文章，谈他这次南京之行的感受，他在文章中写到：两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他们在当时极端残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并带着那些记忆活了60多年，非常的了不起。其中一位阿婆姓“夏”，另外一位老先生姓“姜”。对生命个体的尊重和对战争的拷问由始至终一直存在于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和作品中。

　　大江的鲁迅情缘

　　在许金龙先生赴日本访问大江期间。大江曾称，他同中国文学的渊源很深，从12岁起就一直读鲁迅的作品。那时的大江生活在日本四国岛上一个森林和山谷环绕的小村子里。

　　大江母亲的一位闺中好友曾在东京的女子大学学习。１９３５年大江出生时，这位女士在探望产后的朋友时，送了她一本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做礼物。两年后，卢沟桥事变发生。由于害怕受到监视，大江的母亲就把自己喜爱的那本敌对国文学家的作品偷偷藏在一个小箱子里。

　　战后，日本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相继颁布实施，大江所在的村里办起了新制中学。在物质穷困的年代里，作为孩子进入学校的贺礼，大江从母亲手里得到了那本尘封的《鲁迅选集》。大江清晰地记得，少年的他已经可以读《孔乙己》和《故乡》等篇章并为之着迷。

　　大江认真地说，“我还专门把《故乡》的最后一段抄写在了学校发给学生的粗糙的写字纸上。”

　　大江有机会来到中国，则是13年以后的事。那一年他25岁，是日本文学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作家。见到了郭沫若、巴金、茅盾等著名中国作家，让大江欣喜异常。他引用自己日记里的话说：“我一生最喜爱书和树。看到这些人，就犹如在眺望森林里的参天大树。”

　　那一次来中国，让大江最感动的是周恩来总理对他的细致关怀。在北京访问期间，他东京的母校发生了一起游行学生被害事件。事发第三天，中方在全聚德宴请日本文学代表团，在门口迎候日本客人的周总理用法语安慰走在最后边的大江说：“我对于你们学校学生的不幸表示哀悼。”

　　大江的小孩情缘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鲁迅《故乡》末尾的这段话，大江不但抄在了写字纸上，更深深印在心里。

　　“在将近60年的时间内，鲁迅一直存活于我的身体之中，并在我的整个人生里显现出重要意义。”

　　“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脱胎于鲁迅作品，这是大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演讲的题目。

　　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的大江2000年在北京作了他在中国的第一次演讲。在随后到中国的数次演讲中。他都谈到了他的“忧虑”，即“日本在亚洲正在走向孤立，日本国内民粹主义趋势逐渐显现”。他不但对北京的听众讲，也同样提醒东京的听众。

　　对“也许不久的将来会离开人世”的自己，大江并没有太多考虑。他把“希望”寄托在北京和东京年轻人的“和解”和“友好合作”身上。

　　“请中国的年轻人和日本的年轻人倾听我的讲话，是我多年以来的宿愿。”大江把和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学生的对话座谈，看作去年来中国的最重要的行程。

　　“我要向孩子们讲述的，是在日本的山林地区长大的我是如何从母亲那里得到了翻译成日文的鲁迅的短篇小说，以及这些作品是如何令我爱不释手地读到老年，而我又从中受到了哪些影响。”

　　大江一直把孩子看作是“未来”和“希望”，他希望通过《两百年的孩子》这本唯一本献给孩子们的幻想小说讲一个道理，日本目前的“向右转”的倾向十分危险，希望以后的年轻人能和他一样，能很快修正自己所走的道路。

　　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奖后，他妈妈说：

　　“你还没超越鲁迅，他就像大山”

　　由于闭关写作，大江先生无法接受本报的专访，其助手表示，大江深感所剩时日不多，正在全力进行小说创作，希望能多留些作品给读者。记者专访了大江的朋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两百年的孩子》中文版翻译者许金龙先生，请他讲述大江以及他与中国、与鲁迅所无法割舍的缘分。

　　广州日报：您怎么会想到翻译《两百年的孩子》这本书呢？

　　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先生通过创作《两百年的孩子》这个幻想故事，其实际的意思是想要给日本的下一代和年轻人讲述这样一个道理：日本追随某些大国威胁世界和平，特别是目前日本右翼势力叫嚣修改宪法，参拜靖国神社，十分危险。就在前不久，日本数十位国会议员在美国报纸上刊载大幅广告，说是不存在慰安妇问题。因此，《两百年的孩子》日本小孩要看，而我们中国的孩子更应该看，所以我翻译了这本书。

　　广州日报：翻译这本书之前您去日本拜访过大江健三郎先生？你们主要谈了些什么话题？

　　许金龙：我去日本后到了大江健三郎先生府邸，与他进行了一次6个小时的长谈，之后他请我去一家法国餐厅吃饭，又谈了许多。大江先生谈得最多的是鲁迅先生。大江告诉我，获得诺贝尔奖后，他非常高兴，打电话给他妈妈，他妈妈则说：“你远远还没有超越鲁迅，他就像是一座大山一样。”而大江对鲁迅的崇拜则到了痴迷的地步，在日本所有版本的鲁迅作品他都有收集。为了一本《鲁迅手迹精选》他甚至愿意用某大学的荣誉教授来换，依然没有得到。在中国得到《鲁迅手迹精选》后，他拒绝托运回日本，称“要一直抱着回去，如果飞机掉下去，我也愿意和《鲁迅手迹精选》一同化为灰烬。”

　　广州日报：您觉得大江健三郎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最近有何新作？

　　许金龙：大江健三郎先生作为一个日本作家，对中国始终具有真挚而深切的感情，这很令人尊重。获得诺贝尔奖后，他拒绝接受日本政府所发的勋章。与他交往，你可以感受到他平易近人的态度，就像北京胡同路一个邻家老爷子。

　　我目前正在翻译他的新作《大江健三郎，叙述作家自我》，很快就能完成，这是他的一本自传体的书，主要汇集了日本著名记者对他的专访。

　　《两百年的孩子》：

　　大江唯一一部幻想小说

　　这部小说，是大江健三郎先生迄今为止为孩子们创作的唯一一部幻想小说。在这部作品里，智力障碍的哥哥与健康的妹妹和弟弟这三人组借助时间旅行器，目睹了日本这个国家一百五十年以来的社会变化以及历史进程的各种场面，故事也随之而铺展开来。

　　故事讲述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未来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精神纯化运动”这个国家宗教，利用被修改的宪法销毁国家宗教之外的所有教会、寺院和神社，以取消人们原先的宗教信仰，不论是基督教、佛教还是神道教，试图从精神上对国民进行高度控制。作为具体措施，则强制性地要求人们必须随身携带输入个人详细信息的ID卡。同样可怕的是，政府动员了全国90％的青少年参加了这场运动，并使这些青少年头戴贝雷帽、身穿迷彩服，成为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这其实是在预言：日本的右翼路线是一条十分危险的道路。

日本的政治地震与余震

2007-08-11T21:40:00.001-07:00

日本从今年十月开始，要启动一种新的地震预警系统，在测知大地震来临前微小震波的同时，公开发出预警，以减少损失。但是未等正式使用，七月十六日就发生了里氏６.８级的新潟大地震，不但造成人员伤亡，还发生了核电厂泄漏事故。

　　约半个月后的七月二十九日，日本政界也又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因为安倍的“预警系统”也没有起到作用，导致自民党在参院改选中丢失二十七个席位，败于民主党，沦为第二大党，失去了执政联盟的多数地位。

　　一、安倍的“钝感”

　　安倍去年九月上台，就背负着一个使命――要使自民党在今年夏天的参院改选中取胜。而自民党内最担心的也是这一点。因为败选可能性很大，以至当时前首相森喜朗提出先让别人当一段首相，再寻机让安倍上台，给他创造长期执政的条件。小泉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句话，踢翻了这一设想，安倍本人也不愿失去借小泉“余威”干上一场的大好机会。

　　安倍当政伊始，在外交上一炮打响，给人的第一印象很不错。在内政方面，但其实他从一开始就处于矛盾重重的境地。一是承继小泉改革路线与修补小泉改革所引起的贫富差别拉大的社会问题的矛盾；二是在被小泉打破了派阀政治主导的自民党内，资历、威信和经验都不及小泉而如何发挥领导力的矛盾；三是推行自己的保守主义施政理念的执着，与国民要求改善生活水平热望的矛盾。

　　作为权宜，安倍上台后原来打算先“韬晦”一段，待经过参院改选，政权地位稳固后，再真正打出所谓“安倍色彩”。但是，从小泉执政以来，日本政界已经开始适应一种高支持率。人望、资历、经验都不及小泉的安倍，除了外交举动，很难找到高扬民意支持的材料。面对支持率节节下降而惴惴不安的安倍，小泉提醒他：“重要的是钝感”，也就是不要对时高时低的支持率太敏感了。

　　感觉是教不会的。但安倍可能觉得得到了小泉的“真传”，加之在国会对策和地方统一选举中小泽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势力，并未给安倍造成多大威胁，他就开始借助小泉为他创造的众院三分之二的多数，在国会强行通过一系列法案。其中包括为推行“安倍理念”而做铺垫的“国民投票法”、“教育改革三法”等等。甚至还组成了右翼的所谓“有识之士”委员会，为日本“行使集团自卫权”制造舆论、寻找根据。他的这些作为，貌似遵循民主程序，但实际上是一意孤行，不但无视在野势力的意见，就连联盟伙伴的公明党也几乎没有说话的余地了。民众的反感已经到了忍耐的限度，安倍还是“自我感觉良好”。而“钝感”使他无视支持率的持续下滑，民意的背离等“预警情报”，并且忘记了七月份 “参院改选”是他的“鬼门关”，竟然忽视国计民生，提出要将“重修宪法”作为参院选的首要争论焦点。

　　五月底，因涉嫌“政治与金钱”问题而被追究的农水大臣自杀，以及社会保险厅渎职丑闻，使安倍内阁成员的缺陷以及施政方面的过失，一下子显现出来。民意的不满喷薄欲出，民主党所坚持的将国计民生问题作为参院选焦点的主张受到普遍支持。政局风向、民意向背，突然显得对自民党极为不利。慌手忙脚的安倍，虽然采取了强行通过紧急议案、延长国会会期、推迟参院改选投票日、重新将养老金问题置于竞选公约首位等等措施，还是无法挽狂澜于既倒，而使自民党遭到史无前例的惨败。

　　在将要举行的临时国会上，参院主导权将由自民党拱手交给民主党；安倍也不得不在八月底或九月初对已经千疮百孔的内阁进行改组，以求得党内的向心力和支持率的高扬。但如果不能如愿，政局的动荡就可能逼迫安倍在年内作出最后的抉择：或是下台，或是解散众院，实施大选，问信于民。是为“余震”。如果众院大选再败给民主党，政权出现更替，那就是另一次更大的“地震”了。

　　二、小泽的“神遁”

　　就在民主党于参院改选取得史无前例的大胜，人们都盼望党首小泽一郎出来接受欢呼时，他却不见了。据说是因为竞选劳顿，医生让他静养。

　　小泽性情乖戾，时不时地就不见了，有时甚至连民主党高层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他有心脏病，不露面也有其不得已，但他的“不见了” 有时却是一种策略。

　　小泽自去年四月任民主党党首时，就以政治生命为誓，要在这次参院选举中使在野势力成为多数。时任首相的小泉就告诫自民党：“明年参院改选，他（小泽）不定会干出什么事情来！”因为曾是自民党同志的小泉深知，被称为“选举之神”的小泽，是得了田中（角荣）流竞选真传的。当时身为官房长官的安倍却不以为然。但小泽就任伊始，就在千叶县众议院补选中，使本无希望当选的民主党候选人险胜自民党，给“乳臭未干”的安倍好好地上了一次“选举课”。

　　小泽当时采取了不同于自民党重视城市的竞选策略，把竞选活动的重点放在农村，放在基层组织和中小企业。有人戏评他是使用了毛泽东“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

　　“以农村包围城市”的原则，被小泽在这次参院选中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在２９个人口稀少，以农村地区为主的“一人区（只有一个议席的选区）”中，以民主党为首的在野势力夺得２６席，只给自民党留下三席。总是跑基层、串农村的小泽，经常“不见了”，也是理所当然的。

　　而开票之夜的“小泽不见了”，不管是否是遵医嘱，其实际效果更为重要。小泽以其“神遁”告诫自己的党：这次胜利只不过是迈出了夺取政权的第一步，远不到手舞足蹈、三呼万岁的是时候。他在家也没有闲着，而是向每个民主党议员发出电邮：“一次选举的结束就意味着下一次选举的开始。”日本的参院改选不是决定政权的选举，要真正成为执政党，就要在众院大选中取得多数。而日本目前动荡的政局，很可能迫使安倍在年底前就提前解散众院，实施大选。小泽明白，这次大胜并不意味着国民认同了民主党，很大程度上是发泄对安倍政权的愤怒所致。人们对一个近乎“大杂烩”的民主党是否真正具有执掌政权的能力，还是抱有很大疑问的。

　　“在野势力”在参院成为多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已经不是“在野”了。因为参院议长以及主要委员会的委员长都将由民主党担任。“纯粹在野”时代凡是执政党的法案就反对的作法行不通了，而是要对国会的运营负起一半责任。一味地反对，不但会引起国民的反感，也正中安倍自民党的下怀。

　　三、外交的走向

　　安倍政权给人的印象是承继小泉的改革路线，以处理内政问题为主要任务的。但实际上，安倍的强项是外交。

　　从安倍的家系上看，其外祖父岸信介就是将日美安保条约从一个明显的不平等条约，改定为相对平等条约的张本人和主持者；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长期担任外务大臣，打开了日本与原苏联的外交坚冰，被誉为“外交的安倍”。从安倍晋三本人的执政实绩看，打开与中韩的外交僵局；使日本新一轮防止全球暖化方策进入“G８”视野；再加上温总理成功访日，他仅有的几次支持率上涨，几乎都是来自外交举动。

　　从 “重修宪法”使日本真正独立，创建“美丽国家”的所谓“安倍理念”来看，其内涵基本上属于外交范畴，而且是针对日美关系的。因为他要改定的是所谓由美国强加给日本的和平宪法；他所谓的独立，是使日本从美国的监管下实现真正的独立。

　　“慰安妇决议”，因参院选使安倍暂时避开了风头。但美朝关系如果从“六方会谈”再向前发展到关系正常化，这就可能让安倍大大地下不来台。这里没有篇幅详细展开，但是应该认识到，如果安倍能熬过目前的局面，执掌长期政权的话，其与美国对抗，日美关系紧张的趋向，将进一步显现出来。

　　至于中日关系，可以说不会有重大的进退。与上述有关，在安倍的施政视野内，对华外交并非重点。而且目前的日中关系水平，已使日本朝野相当满意，各界欢呼日中关系已经恢复到了“政热经热”了。如果安倍今年十月访华日程得以实现，也就是对目前双边关系的一种补完。

　　由此引出的就是中国应该冷静地看待、处理中日关系。既不能在像小泉时代那样感情用事、草率用事了，也不要过于乐观，过于放心。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球外交的高度去把握中日关系，尤其是从中美日为主的多边关系中，把握中日关系。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系讲师马挺）

《联合早报网》

从日本自民党参议院选举失利说起

2007-08-03T07:39:00.000-07:00

7月29日深夜，日本第21届参议院选举结果揭晓：执政的自民党遭遇历史性的惨败，改选前拥有的64个议席，改选后只拥有30个议席，甚至比1989年，导致宇野宗佑引咎辞职的史上最低记录还少了6个席位，可谓历史性败北；而民主党则从改选的32个议席，跃升为59个议席，大大超过其55个议席的预期，首次成为执参议院牛耳的第一大党；屋漏偏逢连夜雨，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民党也不尽如人意，改选后，席位从12席所缩水为8席。加上非改选的席位，相对于在野党的132席，执政自公党仅占了103席，乃自民党自1955年结党以来第一次在参议院跌半数。

　　自民党此次败选，自民党内部人士早已经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但是令人如此大跌眼镜的结果，多少还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也出乎观察者的意料。在观察家看来，此次日本政坛真正上演了“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悲喜剧。对于民主党的党魁而言，小泽一郎可以轻松静养数日，调整状态，以便重现江湖，享受胜利果实；而愁眉不展的自民党，则期期艾艾，痛感责任的干事长中川秀直和参议院院长青木干雄宣布辞职，而安倍却依旧赖着自己的首相之位不走，因为位子来还没有坐热，谁愿意如此狼狈下台呢？

　　此次自民党失利，安倍内阁成员出言不慎及日本农相财务丑闻都是要害之一，而压在自民党失利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则是5000份养老金记录的遗失。此次失误被媒体歇斯底里的报道所扩大，导致了国民对安倍内阁的执政能力失去信心。在一些观察家看来，此次选举乃为名副其实的“年金选举”。

　　此次自民党选举败北，有关的论述也是众说纷纭。国内外众多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此次重大事件并不约而同的加以事后诸葛亮的评论。不过在众多的媒体社论中，我个人觉得新加坡联合早报的社论更具有前瞻性。该社论标题为——无论左右，民生第一。其认为：“检讨自民党的败选，可以归纳为一点，那就是：意识形态的路线不可恃，照顾好民生才是为政第一要务”。

　　考察安倍上台以来的政治表现，其更多的关注日本意识形态的议题，而所谓的民生问题则被边缘化。正如社论所指出的，安倍自去年9月高调上台以来，做为自我包装的“建设美丽国家”号召，含混不清，一旦面对实际的养老金制度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以及增加就业、提升教育质量、加强医疗保障、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等等挑战，就毫无招架之力。不仅如此，安倍推行的摆脱“战后体制”的政治路线，积极推进修改和平宪法、要集体自卫权，还制定和通过《国民投票法》等有关修改宪法的程序性法案，在这场选举中也都表现不出战斗力。在安倍的执政满意度屡屡跌破记录的危机之下，安倍内阁依旧玩着厝火积薪的把戏。而这次失利也给予安倍内阁最大的打击，其后续影响力将不可小觑，安倍内阁也不得不应对强烈的民生要求，但不知道其是否会放缓执行先前的意识形态战略，有待观察。

　　此次选举让我感触颇深。在我看来，选举作为民主制度的重要一部分，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民主选举的初衷也在于民众能够尽最大的可能让真才实干的精英为国效力，为百姓谋福利。熊彼特曾经在194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提到：“民主的方法是做出政治决定的一种制度安排，在这种制度安排中，个人通过了竞取人民手中的选票而得出做出决定的权力”。同样，亨廷顿也在风靡一时的著作《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提及到：“如果用普选的方式产生最高决策者是民主的实质，那么民主化过程的关键点就是用在自由、公开和公平的选举中产生的政府来取代那些不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政府”，其继续说到：“通过选举选择统治者是民主的核心所在，只有统治者愿意按照选举的结果来放弃权力，民主才是实实在在”。实际上，这些学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即选举是民主制度的关键。或许换句话说，他们重视民主的程序性——选举。民主的程序性固然很重要，因为环顾全球，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够实现公平透明的选举，那么毫无疑问，这肯定不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而学者们也很容易将其打入“专制国家”或者“威权国家”的地狱中。公平自由的选举很重要，纵观今年美国的国会改选与日本参议院改选都凸现了选举的重要性，因为它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即国民能够用选票反制政府的离心离德、食言与行政不作为。国民通过选举迫使其政府更多的关注民生议题，更多的关注国民福利，而不是抽象的意识形态教育。

　　然而，正如许多观察家所言，这种程序性的民主其实未必就等同于自由民主。因为客观而言，真正的民主指的是自由、平等、博爱、公民对政策的有效控制、负责任的政府以及其它的各种公民美德。尽管其具有乌托邦的、理性主义的色彩，但不可否认，其更多的体现了民主的内涵。在《变动中的民主》一书中，猪口孝等学者说到：“无论是在哪一种情况下，不仅要重视民主的制度标准，也要重视它的结果，它是要满足公民的愿望——且不管怎么定义——是要促进和平与发展，促进对人权的尊重吗？”再者，在亨廷顿为《第三波》中文版所做的序中，作者也引用了戴蒙德在《民主杂志》中所刊登的一篇观点鲜明的文章，其详细说明了自由民主与选举民主的分野。“自由民主国家不仅仅举行选举，而且还对行政权加以限制，还通过司法独立来坚守法制，还保护个人的自由……并把政府对媒体的控制降低到最低的程度。”选举只是一种实现民主的手段，而不是民主的目的。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日本式的民主也未必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的政治体制架构本身就限定了民众的选择，无论是自民党还是民主党也好，他们的区别或许只是名称上的区别，而不是政策议题上的区别，虽是不同的派别，但也貌合神离，属一丘之貉。纵观此次的参议院选举，国民之所以投票给民主党，更多的是由于自民党比民主党更“臭”更“糟糕”，而不是因为民主党能够提供更多的“民生福利政策”。所以，民主党掌控参议院，日本的媒体也不无忧虑，因为如果民主党不能担当改革日本国民福利的先行军，那么日本民众无可奈何，只得苦等两三年后的选举了。无论如何，他们的选择总是有限的，而且他们也没有能力改变此种架构。小泽宣称要建立日本式的“两党制”或许是一个对国民利好的架构，因为两党制的架构本身就要求两个政党之间必须持有不同的政见与政策纲领，这大大的增加了国民的选择范围。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1955年体制以来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并不是很容易就打翻的，况且正如之前所谈，民主党本身也是一个保守的政党，与自民党的政策纲领并没有多大的的差异。

　　回顾中国大陆两岸三地，虽然离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还有一段时日，但是台湾地区早已经腥风血雨，政治内斗早已上演。在台湾这个民主特区，独特的选举文化影响了这个地区的独特政治氛围。为了给选举造势，陈水扁竟然不顾美国和大陆的感受，公然提倡用“台湾”的名义进行入联公投；而更让人纳闷的是，明知道此行不可为，其申请被联合国秘书长退回之后，陈水扁还厚着脸皮再度致函要求入联；而为了赢得选举，国民党也只有跟着民进党狂飚，历史性的炮制了另一套公投入联的议案，让大陆着实惊讶不已。两大政党都夹着主流民意的幌子为选举造势，殊不知后果的严重性。实际上，纵观台湾的历次选举，可以发现，独统、蓝绿、族群是永恒的议题，而两党也乐此不疲，屡试屡爽。然而，在这些选举之后，台湾的民众却发现，经过激烈选举出来的陈水扁确是一个厚脸皮，不知羞耻，一身腐败的小人。然而，台湾民众又能怎么办呢？当政治体制内的制衡机制无法让这个集瑕疵于一身的人下台，当百万红衫军政治体制外的静坐也无法拉陈水扁下台之后，台湾民众似乎明白了，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下次的总统选举了。台湾独特的选举政治不是在于看哪个候选人端出的“牛肉”多，不是看候选人能够提供多少事关民生福利的政策，而是看哪个候选人身上的“牛粪”少,哪个候选人的脸皮比较薄而已。我不知道台湾民众如何看待这样的选举，但至少我明白，或许这种选举是台湾民主的一部分，但却决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因为它过多的关注了民主的程序，背离了民主的本来目的，我不知道谢长廷所谓的“为了台湾的最大利益来考虑”应该做何种解读。如果将民主理解为权力的制衡，那么台湾的民主也就仅仅如此而已。

　　考察日本此次参议院选举与台湾的历届选举，两者之间虽然存在着深刻的差别，但也存在着某些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在于，表面上看来民众都享有神圣的“投票权”，但实际上这种投票权改变不了饱含瑕疵的政治体制架构。在日本，选举来选举去，自民党执政地位自岿然不动，1994年的下台也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而在台湾，选举来选举去，总对政客的食言、作秀与行政不作为无可奈何。

　　李普曼曾经说过：“我确实知道，对于同居一国或者一地的人群来说，最大的必须莫过于被统治，如有可能便实行自治，如蒙天赐，便受廉明政府统辖，但无论如何，非被统治不可。”然而让我们困惑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民被统治的方式有如此不同呢？或许正如龙应台在《野火集》中所言：“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几流的社会，几流的环境”，或许此言不假！

　　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系许少民

《联合早报网》

日本正在进入“后安倍时代”

2007-08-03T07:36:00.000-07:00

一如选前各方分析之所料以及民调结果之反映，被延迟至7月29日举行的日本国会第21届参议院选举仍然毫无疑问地以自民党的惨败告终。执政的自民党在此次改选中仅获得37个议席，而在野的民主党则赢得60个议席，较自民党多了将近一倍。如此一来，自民党在参议院的席位降到了83个，即使加上联合执政的公明党议席，总共也只有103个，使得自民党自1955年成立以来首次在参议院失去了第一大党的地位。而在野的民主党则增至109个席位，历史性地成为参议院第一大党，加上共产党、社民党等党派的议席，在野党总共拥有138个议席，成为参议院多数党，一举颠覆了日本政坛的传统局面。

　　自民党在本次选举中遭遇惨败，意味着丧失了参议院的控制权，许多重大法案若得不到在野党的支持就不可能获得通过。而随着公明党、共产党、社民党等小党派议席的日渐减少，使得议席不同程度地向自民党和民主党两大政党集中，显示日本政坛正逐步改变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传统局面而向两党体制过渡。更为重要的是，此次选举结果表明，大多数日本人民以手中的选票对“少爷”意味十足的安倍内阁说“不”，对安倍极力推行的摆脱战后体制、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路线不感兴趣，他们更关心的是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的民生问题。由于安倍上台后任人唯亲，导致内阁成员良莠不齐，在不满一年的时间里，一连串的丑闻与舌祸引发严重的国民信任危机，更将其民意支持率拉低至28％的“冰线”，加上最近揭露的“养老金缴纳记录丢失事件”导致更多的国民怨声载道，可见自民党此次败选完全是咎由自取。

　　由于选情不利，自民党方面在选前即已向公众打了“安倍留任预防针”；败局已定后，自民党干事长中川秀直表示为败选负责而提出辞职，安倍则仍然表示坚持留任。依据日本宪法，首相由众议院中占多数席位的党派或是执政联盟任命，自民党虽然在此次参议院选举中失利，但因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在众议院中仍占多数，安倍的首相位子确实还能合法地继续坐下去，“后安倍时代”的说法似乎还言之尚早。然而，作为执政党总裁，首相为本党败选最终承担责任在日本政坛已成惯例。1989年的参议院选举，自民党只获得36席创下历史最低纪录，时任首相宇野宗佑引咎辞职；1998年，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仅得44席，当时正值春风得意的桥本龙太郎首相即因未能守住“胜负线”而黯然下台。但其实这两次败选后，自民党仍能保住参议院第一大党的地位，而安倍这次不仅“胜负线”失守，还破天荒丢掉了第一大党的地位，堪称历史性的双重失败。可见，安倍仍然恋栈相位即使在自民党内也是于理不合，难以服众。

　　选举结束后，日本多家媒体纷纷发表社论，呼吁安倍下台。《朝日新闻》在各个投票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有56%选民认为：“自民党打败战，就得换首相”。该报社论指出，选举结果就是民众向安倍说不的一个表态，坚持留任让人费解。一位新闻节目女主播以严厉口吻批评：“安倍不引咎辞职，这和他庇护一些犯错的部长留任，没有什么两样”。另一方面，胜选后的在野党各党派在逼安倍退位问题上亦形成一致共识，民主党已公开表示下一个目标是逼安倍下台或迫使安倍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众议院选举（目前自、公两党执政联盟共握326个众议院议席，民主党等在野党则拥154席）。其次，按照惯例，参议院议长由第一大党议员担任，民主党掌握议长职位后将在参议院采取对抗战术，或要求修改执政党提出的法案、或要求优先表决反映在野党意向的法案，还可以通过不召开全体会议的方法阻止法案成立，甚至还可以拒绝首相出席国会，使参众两院的工作陷入停顿，自民党以往在国会采取强行表决的霸道做法将“好景”不再。换言之，在野党控制参议院后，将会行使各种职权抓住执政党的各种“痛处”穷追猛打，使得“留任”的安倍内阁疲于应付、难以运转，成为弱势的“跛脚鸭”和自民党的“负资产”。7月30日，美国国会众议院正式一致通过了谴责日本二战强征“慰安妇”的议案，一直以来竭力试图阻止表决的安倍政府再遭严重打击。此一同样具有历史意义的决议案的通过，显示小泉时期与小布什所营造的“亲密盟友”关系一去不返，并对今后的日美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如此一来，内受在野党掣肘而外失民心支持的安倍政权，此前信誓旦旦要致力推动“修宪”以打造“美丽国家”的执政目标如今沦为“画饼”，加上各种国际政治及外交压力，安倍内阁可谓风雨飘摇、前景黯淡，促使日本提前进入了“后安倍时代”。

　　事实上，安倍的“留任”与其说是“责任的坚持”毋宁出于“现实的无奈”。放眼当今的自民党，已经难以找出一个年富力强、德才兼备、能够有效掌控国内外政治局面及走向的领袖人物。安倍的现任内阁成员不是丑闻缠身就是劣迹斑斑，或者资历尚浅、不值一提，况且日本选民已用选票表达了对安倍内阁的强烈不满和不信任，根本不可能从中找出让各方信服的合适人选以替代安倍。除此之外自民党内能够拿得出手的就只有曾任小泉内阁官房长官的福田康夫。福田与小泉、安倍同属自民党内最有权势的森喜朗派，却较为稳健务实，主张改善中日关系，也批评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但决不能天真地以为福田就是“亲华派”）。去年小泉下台前，福田因不愿看到靖国神社问题被中国加以利用来牵制日本，亦不愿造成森派的分裂，故而在自民党总裁竞选中主动“让贤”，成就了安倍的上台，因此被《读卖新闻》封为“国士”。但可惜福田已经年高七旬，因其政见与小泉相左而备受小泉集团的打压，在目前极右势力横行的日本政坛里显然难有机会接替安倍。因此，迫于无奈的自民党只得“牺牲”勇于负责的“武士道精神”，在仍然勉强维持宪法的前提下，让焦头烂额的安倍继续支撑目前四面楚歌的“烂摊子”。

　　另一方面，自民党弄至今天“后继无人”的尴尬境地，亦可说是拜曾经风光一时的“小泉改革”所赐。01年自民党总裁竞选时，在以往多次首相竞选中屡战屡败的“怪人”小泉看准了当时日本社会上强烈要求废除派阀、实施改革的政治气候，大胆地提出了“毁掉自民党”的口号，凭借基层党员和普通民众的“超人气”支持一举夺得首相宝座。然而，如果我们拨开“小泉旋风”的迷雾作出深入分析，即可看出小泉上台后日本政、官、商“铁三角”相互勾结的基本结构并没有改变。实质上，小泉不仅以哗众取宠和避重就轻的手法使民众相信他能够实施改革从而骗取了选票，还借助“改革”大旗在自民党内“砸烂”了传统派别的势力制衡，通过大肆排斥异己造成森派的一派独大，更亲手扶植了一个嫡系的安倍政权。本来自民党内的派阀体制通过幕后协调就能实现首相轮替（九十年代的十年内即七易首相），但经过小泉如此一番“改革”，其他持不同政见或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很难进入今天日本的主流政坛，这就是安倍为何如此这般“任人唯亲”的深层原因，也是日本正在陷入国家发展困境的突出反映。

　　此次参议院选举惨败后，作为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安倍除了抛出部下卸责顶罪外，亦表示准备在8月底或9月初临时国会结束后重组内阁，以平息选举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时还透露了今后将与在野党就国会运作加强对话的意向。在民主党方面，其总裁小泽一郎是从政36年的日本“元老级”保守派政客，曾一手断送了自民党一党专政近40年的“55年体制”。06年4月，小泽在当选为民主党新党魁时表示，“我们惟一目标是——在明年的参议院选举中把执政的自民、公明党变成少数派，以此为契机，我们就能够实现政权更替”。作为日本“正常国家论”的始作俑者，为了早日实现处心积虑的“政治理想”，现年 64岁的小泽更有时间上的紧迫感，安倍的相位亦因此更加岌岌可危。

　　（中山）郭王

《联合早报网》

走近日本看日本人:"天生"爱集体忍耐之心尤坚

2007-07-31T01:15:00.000-07:00

在留学日本时的一次讨论课上，老师写下家人、公司、亲戚、朋友几个词，让我们按重要程度排序。中国学生的排序是：家人、亲戚、朋友、公司。日本学生的排序是：公司、家人、朋友、亲戚。美国学生的排序是：家人、公司、朋友、亲戚。看似简单的排序，实则反映出内涵很深的文化差异。中国人的排序，很明显体现出中国人家族本位的文化特征和思考方式。同为亚洲国家的日本人的排序显然体现出集团本位的思考方式。而美国人的思考方式似乎介于中国、日本之间。这个结果耐人寻味。因为，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深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人应该比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更像"我们的亲戚"，事实却非如此。这种想当然的感觉恰恰是我们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错位"的原因之一。

我们对于近邻的研究很多，特别是作为大众媒介的电视、广播、报刊，经常会有关于日本人的各种消息，这些消息中总是渗透着我们自以为是的对日本人的理解。有着古老历史积淀的中国人在对异文化认知上，经常是在不自觉状态下出现认知的盲点。尽管，地球正在成为"地球村"，但知己知彼仍旧是清楚看待问题的前提。

关于日本人的基本性格，美国当代著名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堪称经典。她在《菊与刀》中写道："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弱；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美国社会心理学家拉巴瑞则从人类学的观点研究了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即：谨慎、固执、独善其身、常怀感谢之心、狂信性、傲慢、易受伤害、完美癖、爱干净、规矩、虐待与受虐、玄学性。拉巴瑞认为，日本人有"对社会关心、集团主义倾向、顺应主义、相互主义"等行为特征。这些评价，日本人是不是认同？就像我们总是认为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中国人"勤劳勇敢"是真理一样，如果听到不是这个结论，我们定会觉得他民族不够友好，甚至是在诋毁我们。从这个意义看，我们是不是也该看看日本人怎么看待自己？

"天生"爱集体、爱秩序

日本民族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日本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日本人有一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决绝，也有考虑问题缺乏大度的偏狭。这一点，日本人自己是承认的。日本人能够把"小我"融入"大我"，为了集团利益能够牺牲个人利益。乍一接触日本人，觉得他们毫无个性，简单的问题也没有答案。比如，你问日本人："你的孩子学习怎么样"？他们通常会支支吾吾地告诉你："孩子嘛，都一样"。

日本人很少谈到抱负，更是鲜有公开表达个人意见的举动，他们也不喜欢出风头的人。对于这样的民族性格，用"谦虚"做定义也是欠准确的。

日本人从小就会被灌输"不要给人添麻烦"的理念。所以，日本人对秩序的"敬仰"仿佛与生俱来。"兄弟结婚以后就是他人"、"朋友之间借了钱就不是朋友"，这类"绝情"的话让人觉得日本人"冷酷"。日本人既然崇尚不给人添麻烦，自然也就怕他人给自己添麻烦。他们那种"律己到牙齿"的份儿，不知道该不该称为"文明"？我们经常为国人不好好排队、做事情不守规矩而"头疼"不已，并将其归结为国民素质问题。亲身体验日本社会，人们会发现日本人爱秩序已然成了习惯。

在地震中，当一个日本人先逃生后，他居然会对着废墟里急需救援的人说："很抱歉，我先走一步，祝你好运"之类的话，然后，跑到指定的"避难所"，把营救亲人的事情交给警察。看到这样的场面，我们会觉得日本人既狠心又虚伪，还很莫名其妙，既然自己都跑了，还奢谈什么"抱歉"？换了中国人，不来一番哭天抢地般的营救，那还算是"人"吗？就这个问题求教于日本人，他们说："地震中很危险，自己不是专业救护人员，与其徒劳无益地救援，不如自己先逃生更合理，损失也更小。"面对问题，我们想的是情感，而日本人更多的是思考现实的合理性。

二战结束后，面对即将占领日本的美军，为了保护更多的普通日本妇女免遭可能面临的性侵害，日本高层竟然能够专门召开内阁会议讨论紧急从日本各地招募妓女，在美军驻扎的周边设置一道又一道的"妓院防线"。这种做法自然是从秩序性、合理性、集体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

倡导"专业精神"

不在日本社会生活，还真的很难理解日本人的"专业精神"。他们每年都在各个行业评比谁做得更专业，无论是开面店的，还是做点心的；无论是打扫卫生的，还是卖东西的，只要干一行，就要追求专业精神。这恐怕也是日本产品、日式服务能够被普遍认可的主要原因。记得留学的时候，日本人批评留学生不敬业，举例说留学生打工时，刚把面放到锅里，看看到了下班时间，给周围人交代一声就走，决不肯多干几分钟，把面煮好端给客人，总是喜欢耍心眼，玩花活，缺少敬业精神。日本人非常讨厌耍滑头的人，喜欢敬业的人。这是日本人从小被培养起来的价值观。

如果你问日本妇女做什么工作，她会告诉你"专业主妇"，翻译过来就是家庭妇女。而中国妇女被问及同样的问题，回答多半是"没有工作"。乍一听，会认为作为家庭妇女，中日两国女人肩负的"使命"应该差别不大。但正是"专业"二字的差异，还真就不同。日本家庭主妇不仅任劳任怨，而且很"敬业"。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花很长时间化妆，穿戴整齐漂亮，每天都能够保持"饱满的生活热情"。她们对待丈夫，就像对待工作对象，耐心、热心、诚心、关心，很让中国妇女显得"服务精神"欠佳。

强者哲学

由于日本独特的地理特征，日本人一出门就是茫茫太平洋，身边又有中国、俄罗斯两个"超级巨人"相伴，想想也是挺难为日本人的。日本人从来都很勤劳、有危机意识和富有侵略性。日本人认为尊崇强者、欺凌弱者是天经地义的。在二战中，美国人曾经毫不客气地扔了两颗原子弹，并对东京进行了近乎于毁灭性的轰炸，但日本人好像并没有耿耿于怀。我们一天到晚耳提面命般地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不要参拜靖国神社，他们却置若罔闻。

我想如果有一天中国像美国一样强大，日本人也就不会这么较劲了。我们对待弱者是同情的，对待强者是心态复杂的。日本人与我们正好相反，真的比他们强，他们还就真的尊重你。所以，在日本人眼里，要想获得尊重就得自强。我有次看电视报道，一个中学生被欺负后跳楼自杀。就这个问题与日本人讨论，他们居然镇定地觉得没啥了不起的，理由是谁让他弱。

从日本强国历史的脉络中，也可以看出日本人对于强者的向往和追求。隋唐之时，中国强大，日本人向中国派遣使者，全方位学习中国。近代以后外国人的洋枪大炮，打醒了日本人，日本人看到自己曾经仰慕的中国老师也被打得七零八落，于是，开始变革维新，完成"脱亚入欧"。从日本的文字、建筑、生活习惯……很容易发现日本人有善于向强者学习的痕迹。

感恩之心常挂嘴边

日本人对帮助自己成长起来的人都会感恩的，而且将来也可能在他们有困难时答应他们的请求，或者对他们身后的亲属给予特别照顾。人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履行这种义务，而且这种恩情并不随着时间而减轻，甚至时间愈久，恩情越重。每年的"中元"节就是全日本感恩大行动。知恩图报是日本人的基本价值观。

也许正因为感恩是日本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因此受恩就变得不再平常。日本人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非是缺乏主动性。日本人认为，除了官方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著名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另有他图。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得到感恩领情，所以也就会非常慎重地对待涉及感恩的问题。对于卷入"恩情"，日本人是十分小心的。

对于日本人处处显露出来的感恩，我们其实不太习惯。觉得既然做了好事就不要图报，感恩更好，不感恩也没啥。看似我们的想法很高尚，但难以持久。因为，人终究不是神。

忍耐之心尤坚

日本的岛国文化，导致日本人不得不依靠团结的力量才能够实现追求的目标。团结的基础在于协作。为了保持在人口密度过大下彼此相安无事，协作和忍耐都要有很高的要求。不管私下有多少矛盾，在一致的利益下，日本人会表现出超人的协作和忍耐精神。

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要忍耐。看到日本幼儿园老师告诉站在美食边上的孩子"要忍耐几分钟后再吃"，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甚至觉得对饥饿的孩子是"残忍"。这种压抑教育，在礼仪的氛围中，经过长期的修练，养成了日本人无以伦比的忍性和超出寻常的冷静。日本电影《人证》里道貌岸然、风度娴淑的母亲不动声色、干净利索地杀死了从异国远道而来寻找自己的混血儿子后，还能够平静地出席庆祝晚宴，可以看出日本人的忍韧。

在地铁里，早晨的日本和夜晚的日本实在是大不同。随着太阳的升起，清晨的日本地铁里挤满了西装革履、斗志昂扬、彬彬有礼的公司职员。夜晚的地铁里满是酒气，那些白领们脖子上的领带松弛着，东倒西歪地勉强站立着，让人无法把两个场面想像成是同一群人所为。甚至喝醉酒的人还会当街小便……日本人平常沉默寡言，表情冷淡，受着各种各样的压抑和委曲，可一到紧急关头却能挺身而出创造奇迹。忍耐、成熟和偶发的孩子气能够在日本男人身上完美组合，也是其他民族中少见的。

短短小文其实很难把对日本人的认识写清楚。总的来说，日本人能够清楚个人的责任和义务，知道自己的定位，能够做到吃苦耐劳。我认为中国人如果真的有日本人那种学习精神和务实态度，中国让世界刮目相看是可以期待的。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想过或许会挨骂的种种可能，在中国，大家都怕带上"亲日派"的帽子。有一点挺奇怪的，中国人对待"亲美派"不知比"亲日派"宽容多少倍。

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2007-07-30T04:27:00.001-07:00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胡澎

　　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文学上有着广泛而历史悠久的交流活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国对日本现代文坛表现出格外的关注，对20世纪初的中国而言，日本现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媒介和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起着影响和启示的作用。这100年来中国在译介日本文学上有过两次高潮，一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另一次就是80年代至今的这20年的时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日两国的交流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几乎陷于停滞状态，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也经历了漫长的低谷。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带来了中日两国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上越来越广泛的交流。中国自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以来，中日两国在文学上的交流越来越活跃。大量日本作家、作品被译介到中国，两国文学界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和密切。这20年来中日文学的交流称得上是两国文学交流史上最生动的一页。本文是对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的简单归纳和总结，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中日文学交流成果的回顾。

　　80年代以来中国发表日本文学的阵地主要有全国各家出版社以及《世界文学》、《译林》、《外国文学》等纯文学杂志以及综合性杂志、报纸的文学版面。研究日本文学的阵地主要是各个大学从事日本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各出版社从事日文翻译工作的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地方社会科学院系统日本文学的研究人员是其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译者的队伍老、中、青三代都十分活跃，老一代翻译家、研究者有李芒、叶渭渠、唐月梅、李得纯、文洁若、楼适夷、林林等。以林少华为带的中年一代翻译家是现今活跃的一支翻译队伍。另外还有一大批青年译者，其中有不少是曾留学日本的，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和在日本生活的经历，能敏感捕捉日本文坛的新创作趋向，及时地将当代的作家、作品介绍翻译到中国。

　　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比较新中国成立以来到80年代以前，呈现出以下四个特征。一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人的思想由过去的保守和僵化转向开放。表现在日本文学的译介上呈多元化趋势，不简单以作家的意识形态作为译介和评价的标准，而是多角度、多侧面、多流派地尽可能全面地介绍日本文坛各类作家群体。90年代以来表现出对当代日本文坛活跃的作家群体的关注，特别是对日本战后现代主义各流派作家的介绍和翻译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潮。二是对一些日本文学大家作品的翻译越来越全面，也各具风格。有的名作译本有数种之多，有的作家还出了系列丛书。例如，对川端康成的译介已经远不是止停留在他的《雪国》、《古都》等名著的翻译，还出版了他的散文、创作随笔以及关于日本学者研究川端的专著。这对于中国读者准确把握作家的整体风貌和深入了解作家的创作有着相当大的意义。三是90年代以来对日本大众文学越来越关注。这与日本文坛六、七十年代大众文学兴盛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知道，日本文坛有纯文学与大众文学之分，但60年代开始出现相互靠近和相互渗透的现象。70年代这一现象逐渐变得明显。大众文学在题材上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以及较强的时代感、现实意义和社会意义使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另外，中国国内图书市场活跃，读者的需求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构成了不容忽视的因素。大众文学拥有广阔的读者市场，是90年代以来日本大众文学在中国畅销的原因之一。四是对日本文学当代作家作品的译介越来越迅速，特别是对一些大众文学作品的译介几乎达到了与日本同步的程度。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两个方面来反映80年代以来日本文学在中国的译介。

一、纯文学的译介

一）80年代以来对日本文坛几位大家的译介

　　川端康成：川端康成是继泰戈尔之后第二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他在将东方文学推向世界上起了重大作用。80年代以来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界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川端康成作品的译介工作。日本学者和刊物称赞中国译介和研究川端的成果“居于外国、包括欧美的川端文学的第一位。”11981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1985年出版了《川端康成小说选》。1993年日本著名学者川端康成研究权威长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论考》翻译出版，对中国的川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1988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川端康成散文选》，选译了川端的３２篇散文作品，让中国读者领略了这位优秀作家在散文上清淡与朦胧之美。同年《睡美人旅馆》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6年《川端康成集》出版，同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这10卷本的《川端康成文集》收录了川端的《雪国》、《古都》、《伊豆的舞女》、《千只鹤》、《名人》、《舞姬》、《日兮月兮》、《浅草红团》、《山音》等小说，还选编了掌小说、散文和创作随笔。较系统和全面地反映了川端康成在各个时期的创作倾向。1998年漓江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以《生为女人》、《东京人》、《少女开眼》、《河边小镇故事》、《再婚女人》、《雪国古都》为题的川端康成作品集。

　　三岛由纪夫：三岛由纪夫是国际知名作家，他的作品在西方的翻译率超过了芥川龙之介和川端康成。中国在1971年和90年代后半曾出现过两次“三岛热”。第一次“三岛热”是将三岛文学作为政治载体对他的作品进行批判一种思潮。70年代三岛由纪夫自杀后，他的一些文学作品如《忧国》、《奔马》被作为政治载体介绍到中国，供批判日本“复活”军国主义，《金阁寺》、《春雪》也被认为是“鼓吹军国主义复活”。 80年代他的一些作品如《爱的饥渴》（1987）、《金阁寺》（1988）、《深闺风流》（1989）等书被翻译出版。90年代初期，中国的日本文学研究界从历史的批评，美学批评出发来审视三岛文学，注重把握三岛文学的深层意识和美学主体，翻译出版了《爱的潮骚》（1992）、《弓月奇谈近代能乐?歌舞伎集》（1994）、《春雪》（1995）等。1994年由唐月梅著《怪异鬼才三岛由纪夫传》是中国学者对三岛由纪夫这一复杂人物的研究和思考，对于读者正确把握三岛由纪夫这个作家及作品起了很大作用。199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三岛由纪夫文学系列，这一系列文集收录了他的《晓寺》、《奔马》、《假面自白》、《潮骚》、《爱的饥渴》、《午后曳航》、《忧国》、《仲夏之死》等小说。由于有了上述对三岛文学的翻译和出版作为铺垫，中国迎来了90年代后半，特别是1999年的“三岛热”。1999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了《心灵的饥渴》、《禁色》、《镜子之家》为题的三卷本三岛由纪夫小说集。同年翻译出版的三岛由纪夫的作品集还有《春雪》、《纯白之夜》、《恋都》、《走尽的桥》、《沉潜的瀑布》等。另外还翻译出版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来书简集》。1999年可谓中国翻译三岛由纪夫作品大爆炸的一年。

　　夏目漱石：夏目漱石是中国读者较为熟知的日本作家。1958年就已出版了《夏目漱石选集》。80年代初夏目漱石的译介开始大量涌现：《从此以后》（1982）、《心》（1983）、《门》（1985）、《三四郎》（1983）、《名与暗》（1984）（1987年另一译本为《明暗》）、《夏目漱石小说选》（1984）、《路边草》（1985）、《爱情三部曲》（1988）等。90年代夏目漱石的译作相比80年代有很大减少，基本上是他的名作的重译和再版。《我是猫》和《心》两部代表作在中国多家出版社出有不同的译本。

　　芥川龙之介：芥川龙之介是日本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他主张抓住现实的片段来解释生活的真实，从生活表面的伟大和美中发现平凡与丑恶。他的作品多选取平凡的琐细生活小事，心理和感情描写细腻。80年代以来，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集在中国相继出版，如：《芥川龙之介小说十一篇》（1980）、《疑惑》（1991）、《罗生门：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1998）、《芥川龙之介短篇小说》（1998）等。《罗生门》在中国拥有多种译本。1998年世界语出版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作品集》，分小说和散文两本翻译介绍了芥川的创作。1999年《地狱之变》又被翻译出版。
井上靖：《夜声》（1980）、《敦煌》（1982/198 6）《北方的海》（1983）、《井上靖西域小说选》（1984）、《杨贵妃传》（1984）、《冰壁》（1984）、《一代天骄》（1985）、《海魂》（1985）《苍狼》（1986）、《爱的奏鸣曲》（1986）、《暗潮射程》（1987）、《战国城》（1985）、《战国情侠》（1992）、《情系明天》（1988），1998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井上靖文集》，分三册，分别收录了《楼兰》、《敦煌》、《孔子》、《天平之薨》、《苍狼》、《异域之人》、《斗牛》等小说。

　　大江健三郎：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日本即川端康成之后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获奖在中国掀起了“大江健三郎热”。大江健三郎受萨特存在主义影响，他创作的一贯主题是描写人在闭塞现实社会中寻找失落的自我状态和寻求生存的状态。他的作品有着浓重的政治影子，通过文对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发表见解，他对天皇制的批判、对核武器的反对赢得了中国读者的尊敬。1995年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其中包括《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生的定义》、《死者的奢华》《性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1996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同时代的游戏》、《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人的性世界》、《日常生活的冒险》在内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1997和2000年《个人的体验》和《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分别出版，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四册《大江健三郎自选集》。通过对大江健三郎作品的大量翻译，大江独特的创作风格和对世界的思考对中国文学创作和读者将会产生影响。

二）对日本文坛各种流派的译介

　　80年代以前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偏重在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介绍和战后派作家对战争的反思文学。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艺术广泛反映日本工农大众的革命斗争，通过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对立关系，深刻地剖析了这些范畴对立关系的矛盾根源。以工农大众的生活和斗争作为自己创作的基本题材。代表作家有小林多喜二和德永直。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为党生活的人》、《不在地主》等作品的介绍和翻译较早。德永直的一些作品是50年代译介到中国的，如《静静的群山》、《怎样走上战斗道路的》以及《德永直选集》等作品。80 年代以来他的《最初的记忆》、《没有太阳的街》、《冷漠中的安息》得到翻译出版。中国在80年代以前对日本战后派作家野间宏比较关注，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真空地带》，1958年出版了《我们是日本人》。他的作品重视表现战争的主题，描写侵略战争在人的肉体和心灵上留下的创伤，从各个角度挖掘青春、爱情、个性和幸福是怎样被罪恶的战争所扼杀和破坏的，从而探讨人的存在价值。

　　近代以来，日本文学受到各种西方近代文学新思潮的洗礼，以日本传统文化为根基，形成了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无产阶级文学、新感觉主义、战后派、存在主义等风格迥异的文学流派。8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坛各种流派的译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

　　唯美派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种文学流派，主张“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永井荷风和谷崎润一郎是唯美派的两个代表人物。1988年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永井荷风的《舞女》，199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地狱之花》，1997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永井荷风散文选》。199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陈薇翻译的《永井荷风选集》，里面收录了永井荷风的四篇小说。该书于2002年被授予讲谈社第14次野间文艺翻译奖。对谷崎润一郎作品的翻译主要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如《春琴传》（1984）、也有译本为《春琴抄》（1991/1994）、《细雪》（1985/1989）、《拥抱家族》（1991）、《乱世四姐妹》（1991）、《阴翳礼赞》（1992），2000年又翻译了他的《恶魔》、《疯癫老人日记》、《饶舌录》、《痴人之爱》等。

　　白桦派的主要成员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作家。白桦派尊重人的个性和价值，主张“为人生的艺术”，强调“调和”和“协调”。白桦派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的有武者小路实笃的《友情》（1984）、《母与子》（1989）等。志贺直哉的《志贺直哉小说集》，《牵牛花》（1981）、《暗夜行路》（1985）等。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的面影》（1991）、《叶子》（1984）等。

　　自然主义流派也是20世纪初形成的一种创作流派，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是两位代表作家。田山花袋《棉被》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之作。1987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棉被》，里面还收录了另一篇小说《乡村教师》。岛崎藤村的作品主要是在80年代被翻译的。1958年《破戒》曾翻译出版，1982年和1997年再度翻译出版。1981年《家》、1984年和1987年《春》被翻译出版。
日本文坛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各种名目的现代主义流派，如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战后派、无赖派太阳族、荒原派、内向派、透明族等。80年代以来，日本各种流派，特别是现代主义流派被广泛介绍到中国，中国这一时期对战后日本各种流派译介的规模是前所未有的。

　　新感觉派是20年代中期活跃在日本文坛上的文学流派，他们致力于探求自我，用自我的信仰代替其他信仰，注重自我感受和主观感情，重视形式和技巧，经常使用象征、暗示、拟人和夸张手法，追求新奇的文体和华丽辞藻。代表作家是横光利一。横光利一作品的翻译主要是在90年代。1993翻译出版了《上海故事》，2001年翻译出版的《横光利一文集》，四册书名分别为《春天的马车曲》、《家徽》、《寝园》、《商界家族》。另外他的《蝇》、《太阳》、《头与腹》等均被翻译出版。

　　存在主义流派的作家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较有代表性，他们的作品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和核威胁下，人在社会中存在的孤独，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疏远的关系。安部公房是战后日本存在主义文学的大家，被称为是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他的作品有不少在日本现代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他用象征和寓意的方法来表现现代人所处的孤独状态。他认为人一旦有所归属，就会丧失自我的存在。他的作品于1997年被翻译出版，收录到《砂女》、《箱男》、《他人的脸》三个集子，总称《安部公房文集》。

　　无赖派作家有着反抗权威的意识，对生活采取自嘲和自虐的态度，专写病态和阴郁的东西，具有颓废倾向。无赖派最有影响的作家是太宰治。198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斜阳》，另外还有一些作品被翻译。

　　透明族是70年代中期一批更加年轻的作家登上文坛，他们不满足现有的社会秩序，也不服从现有的规章制度，又缺乏明确的理想和目标，行动上具有盲目性、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与美国的“垮掉的一代”有着相似之处。代表作家是村上龙。他在24岁时发表处女作《近似无限透明的蓝色》，并连续获得《群像》新作家奖和芥川奖，发行量超过100万册，成为日本当时轰动一时的畅销书。“透明族”一说便是来自这篇小说。2000年他的这部小说在中国出现了译本。

　　日本是否有后现代主义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有人认为日本存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作家共同的文学观就是强烈的创新意识，而最能代表后现代主义的作家是村上春树。

　　1987年以来在日本文坛先后出现“村上春树现象”。他自1979年以其处女作《且听风吟》获得“群像新人奖”以来，陆续发表了《寻羊冒险记》、《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象的失踪》、《奇鸟行状录》和《电视人》等以荒诞不经的虚构情节叠加而成的小说，并于1987年以《挪威的森林》这部小说迎来了他创作生涯中的高潮，在日本创下了发行量400万册的最高纪录。早在1989年《挪威的森林》就被译成中文介绍到中国。之后，《舞吧舞吧舞吧》（1991）、《青春的舞步》（1991）、《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1992）、《好风长吟》（1992）等被陆续介绍到中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挪威的森林》在中国被翻译出版10年以后，突然空前地热了起来。在大学校园和互联网上，村上春树和《挪威的森林》都是热门话题。世纪之交先后翻译过来的有《奇鸟形状录》（1997）、《寻羊冒险记》（1999）、《象的失踪》（1999）、《国境以南太阳以西》（2001）、《1973年的弹球戏》（2001）、《再袭面包店》（2001）、《且听风吟》（2001）、《斯普特尼克恋人》（2001）等。2001年在中国的日本翻译历史上可以称得上是村上春树年了。村上春树的作品为什么能受到中国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的喜欢呢？有评论家指出现今的中国社会同《挪威的森林》中所描绘的30年前的日本有着极其相似之处，人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化，人们面临前所未有的竞争和生存压力。村上春树的作品中的失落、孤独、空虚和怅惘这些情绪使以学生和青年为主体的读者群的阅读需求得到了满足。

三）对日本女性文学的译介

　　日本文学史上的女性文学有三个高潮。平安王朝时期、明治初期和当代。平安王朝时期紫式部《源氏物语》和清少纳言《枕草子》第一次有意识地提出了大和民族的审美特质—物哀和幽玄，开创出了女性文学的光辉时代。明治时期的桶口一叶，与谢野晶子等女作家和女诗人活跃的文学创作形成女性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浪漫派诗人与谢野晶子在她的诗中热烈歌颂青春的热情和奔放纯真的爱恋，讴歌人的本性，带有丰富的感情色彩。第三个高潮期就是当代日本一大批中青年女作家群体。中国对日本女性文学的译介越来越关注。《源氏物语》丰子凯早有翻译，80年代、90年代至2002年均有不同的译本问世。周作人等翻译的《枕草子》被收入《日本古代随笔选》出版。

　　近十多年来，日本女性文学十分活跃。日本青年女作家获得包括芥川奖在内的多种奖项，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小川洋子以《妊娠日历》（1990）获得第104届芥川奖；多和田叶子以《狗女婿》（1992）获得第108届芥川奖；笙野赖子以《跨越时空的联合企业》（1994）获得第111届芥川奖；川上弘美以《踏蛇》（1996）获得第115届芥川奖；柳美里以《家庭电影》（1996）获得第116届芥川奖。日本女作家们批判性地向沿袭了千年的封建传统文化发起了挑战，进而尝试着对形成“神”、“国家”、“天皇制”和“家族制”的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剖析和反思。中国文坛近两三年对当代日本女作家显示了强烈的关注。《世界文学》2000年第四期以专集的形式介绍了日本五位中青年女作家的作品，2001年第四期又刊登了日本7位女作家和一位当代女歌人的作品。
2001年中国文联出版社一举出版了一套包括10本日本女作家和10本中国女作家文集的丛书，堪称日本文学翻译中的大手笔。这套丛书介绍了两国女作家的最新成就。日本女作家丛书分别是津岛佑子的《微笑的狼》、柳美里的《女学生之友》、山田咏美的《床上的眼睛》、小川洋子《妊娠日记》、高树信子的《透光的树》、多和田叶子的《三人关系》、川上弘美的《沉溺》、笙野赖子的《无尽的噩梦》、中泽惠《感受大海的时候》、松蒲理英子《本色女人》。日本女作家的作品体现了日本女作家群对日本封建家族制和男权主义的批判，使中国的读者通过全新的角度进一步了解当代日本的文化和生活，了解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风貌和最新水准，同时也为读者全面了解中日女作家之间的差异提供了一个平台。

二、对日本大众文学的译介

　　大众文学是以大众读者为对象的文学，是在大正时期随着报纸、杂志和广播事业的飞速发展而形成的。日本大众文学狭义上是以时代小说为主轴，广义上通俗小说、推理小说、冒险小说、幽默小说、传奇小说、科幻小说等都包括在内。60年代以后日本大众文学随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了政治小说、社会小说、企业小说、经济小说、旅行小说等。当今的日本大众文学同电影、电视、录音等视听文化相结合的趋势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另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大众文学同纯文学的接近，也就是纯文学走向大众化，大众文学走向艺术化。

　　大众文学作家中，松本清张是推理小说家优秀的代表之一。他与只求逻辑趣味和故事惊奇的传统推理小说区别开来，使推理小说用日常生活的语言，在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人未达到的水平，开创了日本社会派推理小说的新局面。早在1979年中国就翻译出版了他的推理小说《点与线》，而大量的对他小说的翻译则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松本清张的知名度与他的作品与电影的携手是分不开的。他的作品《砂器》、《雾之旗》等改编的电影在中国放映，很受中国观众欢迎。电影这一现代传媒对松本清张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出版起到了很好的宣传和推动作用。他的小说被翻译出版的有《真与假》（1984）、《砂器》（1985）、《单身女子公寓》（1985）、《玫瑰旅游团》（1986）、《湖畔阴影》（1986）、《丽都孽海》（1986）、《人间水域》（1986）、《复仇女》（1987）、《女人的代价》（1987）《深层海流》（1987）、《女人的代价》（1987）、《孤狼》（1987）、《隐秘的黑手》（1988）、《私奔》（1989）、《情错》（1989）、《苍凉夜色》（1989）、《淡妆的男人》（1991）、《零的焦点》（1991）、等。至今中国读者对他的作品热情仍然不减，2000年他的作品仍被翻译出版，如《丈夫的怀疑》、《被玷污的书》、《女人阶梯》等。

　　80年代对水上勉小说的翻译形成一个高潮。《越前竹偶》（1982）、《水上勉选集》（1982），《饥饿海峡》（1982）、《海的牙齿》（1984）《雁寺》（1985）、《五号街夕雾楼》（1985）、《红花物语》（1988）、《海峡尸案》（1989）等作品在中国翻译出版，90年代翻译出版的水上勉作品有《棒棒女郎》（1990）、《阿琴》（1991）、《泡影》（1993）、《人生架桥》（1991）等，1999年群众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大海獠牙》。

　　森村诚一的作品也很受中国读者欢迎。从70年代他的《人性的证明》（1979）在中国出版后，中国读者对他的名字就不陌生了。80年代以来对他的作品的翻译和出版更是源源不断。80年代出版的有《太阳黑点》（1980）、《野性的证明》（1981）、《人的证明》（1981）、《花骸》（1982）、《大城市》（1983）、《分水岭》（1983）、《魔鬼的乐园》（1984）、《腐蚀》、《野性的证明》、《情爱的证明》、《人的证明》、《孽缘》（1986）、《恶梦设计者》（1986）、《迷人的山顶》（1986）、《冷血舞台》（1986）、《谋杀从新婚之夜开始》（1987）、《虚幻的旅行》（1987）、《疑案追踪》（1987）、《死亡链条》（1988）、《罪恶的黑手》（1988）、《阴暗复仇记》（1988）等。90年代对他作品的翻译出版有《神赐的宴会》（1992）、《死亡陷阱》（1993）、《情债血案》（1993）、《新虹梦》（1995）、《私生子》（1995）、《订婚耳环》（1999）、《东京空港杀人案》（1999）、《高层的死角》（1999）等。2000年又有《栋居刑警的愤怒》等书出版，2001年《古怪的脸》在中国出版，2002年云南出版社出版了《情人关系》和《玻璃恋人》，群众出版社再次出版了《青春的证明》、《野性的证明》、《人性的证明》。他的作品的再译及再版的量都很大，由此可知森村诚一在中国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

　　渡边淳一是当今日本一位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作家。他曾一度做过医生，后从事专业文学创作，小说曾获新潮同人杂志奖、直木文学奖和吉川英治文学奖。他的小说介乎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之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失乐园》在中国出版之前，他的作品翻译过来的有《光和影》（1986）、《外遇》（1989）、《红花》（1990）、《迷失的爱》（1992）等，当时在中国并无太大的影响。1995年9月1日开始，他在《日本经济新闻》连载长篇小说《失乐园》，引起巨大凡响，后被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在日本掀起了“失乐园”热。1998年中国翻译出版了这部小说，随即成为当年的畅销书。此后，渡边淳一的作品被源源不断翻译介绍到中国。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爱如是》、《为何不分手》、《夜潜梦》、《雁来红》、《泡与沫》、《一片红》一套丛书，以及《秋残》。2001年《萍水》翻译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泪壶》和《我的伤感的人生旅途》。2002年出版了《遥远的落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日本风景画大师东山魁夷，他是一位有着极高造诣的艺术家，而且在探索艺术的道路上写下了大量优美的画论散文。他的散文将自然、人生、艺术三者巧妙融为一体，包含了对历史的思索、对生命的执着和对美的感慨。东山魁夷的散文在中国读者心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80年代翻译出版了《东山魁夷散文选》和《与风景的对话》，深得中国广大读者的喜爱。2001年由唐月梅主编的《东山魁夷诗文全集》有14卷在河北教育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共同出版，这是对东山魁夷散文、随笔、文论的集大成作品。优美的散文与作者创作的风景两相呼应，具有独特的艺术品位。

　　8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的译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一辉煌的历史时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交流鼎盛的时期。这20年来，日本文学在中国得到最深切的关注和最广泛的传播。中国的读者通过文学这一桥梁，不但了解了日本古代、近代和当代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状况、作家、作品，也更好地认识了这个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增进了对日本这个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传统乃至对日本民族的理解。文学上的交流必将带来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上的相互影响和交融。

仇恨只会蒙蔽眼睛，让我们忽略了日本的"可怕"

2007-07-21T22:11:00.000-07:00

这是一条平时用肉眼很难看清的裂缝，然而任何一点风吹草动，任何一丝不祟之音，都使它如地震般猝然崩裂，嬗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一些中国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对日本的民间态度，可以用这样的语言来描述。远的不说靖国神社，不说钓鱼岛，不说集体买春，就在前两天，日本西北部地区发生地震后，我们的网络上很快响起一阵欢呼雀跃，即使有哀悼和惋惜，也被狂风暴雨般的批判打得抬不起头。这是一种很习以为常的“仇恨运动”了，每一次那个岛国发生灾难，都如同气象学里的那只蝴蝶，在海的彼岸卷起阵阵幸灾乐祸的飓风。

拿此次日本地震来讲，不论后果如何，其潜在或现实受害者，多是和你我一样的小老百姓、守法公民，他们和我们一样为生计奔波、为儿女呵护、为社会出力。在他们身上，没有军国主义的影子，没有鹰派政客的嘴脸，没有极右狂热者的脸谱，甚至不少人都是中国人的朋友。然而，不知为什么，总有一些人，一听说某国遭灾了，马上就联想到N年前的国仇家恨，翻出历史的旧账，让“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反华分子”所在国度的后人们来偿还。多少年过去了，这种单一错乱的“报仇”思维依然生生不息，而“生命至上、同类相悯”这些最基本的人本价值观，还没有深入人心，实在令人错愕。甘地、马丁?路德?金在执着反对某个恶的制度的同时，不忘告诫人们要学会宽容，因为“因剑得到的也必将因剑而失去”----多少年过去了，这些思想还寂寞地躺在蒙尘的书本里吗？难道“宽容和仇恨”就真的与我们一些的愤怒年轻人，格格不入吗？

仇恨只会蒙蔽我们的眼睛，只会阻碍我们的理性发展和融入全球的脚步。从1945年到2007年，日本军国主义之“可憎”实质上已经更多转变为国民素质上的“可怕”，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对“可憎”奢侈地井喷我们的口水，但对“可怕”，除了自省别无他路。如果再不对“可怕”作出理性的反应，我们将来只能做一个可怜的“怨妇”----可怜之人必有可憎之处。日本国民的“可怕”之处在哪里？

1994年广岛亚运会闭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然没有发现一片废纸、一点果皮垃圾。次日，世界上好几家报纸惊呼：“可怕”的日本民族！

一位北京学者在日本遇到一次严重的堵车，成千上万辆车首尾相连排了上百公里。然而令他感到震撼的是，所有的车辆都很有秩序地排在道路的一边，而另一边逆向车道空空荡荡，无人争抢。

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一家信用社向很多灾民提供了一笔不菲的无息贷款，这些贷款无须担保，只要把姓名和联系方式留下即可。三年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所有贷款全部还清，没有一例拖欠。（以上事例摘自李建权先生的《日本精神》一书，新华出版社2007年出版）

联想到十几年前那场震惊全国的“中日夏令营较量”，对今天的日本民族，笔者似乎只能用“可怕”来惊呼！

这是怎样的一种“可怕”----是高度的文明素养，是高度的诚信，是高度自信的心理，是高度发达的教育。这样一种“可怕”，我们或许很陌生，但我们也曾经拥有过。那是在中国历史上最强大、最包容自信的唐朝，据《旧唐书》记载，贞观四年时，唐太宗李世民将全国290名死囚放回家过年，约定年后回来归狱。结果，所有死囚全部按时归狱，唐太宗因此释放了这些囚犯。这不是孤立和偶然的，和当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社会道德风貌和民众文明素养相呼应。这也是一种“可怕”，正因为极度稀缺，所以让我们看来不可思议，才知天下竟有如此之高的文明素养，所以才会令人惊诧得可怕。

简单的仇恨让我们忽略了日本民族的“可怕”，让我们失去了从他们身上汲取养分的意识，让我们忘却了自己历史血液里曾流淌的荣光。宽容不意味着怯懦，而是一种强大后的自信，自省不意味着忘记，而是让悲剧永不重演的自我强大。如果所有这一切还不足以让很多人警醒，那么就听一下一位研究日本问题的西方学者的话吧：日本人会比大多数人都更快地向不可抗拒的力量卑躬屈膝，并与在道德上占有优势者合作。

只要不丧失理性的独立思考，中国的青年应该可以判断出我们究竟该怎么做！

七七事变七十年祭

2007-07-13T21:16:00.000-07:00

整整七十年前,我们的邻邦日本,由于自身扩张的需要,把一场侵略战争强加到我们身上!

　　综观人类历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和反战争的历史,革命和反革命的历史。日本发动的这场波及全亚洲的战争，只不过是历史上最残酷的几场侵略战争之一，历史老人对这场战争和其他的战争一样麻木不仁，而作为战争的受害者中国人、韩国人等仍然痛心不已，咬牙切齿；而日本人，有的以反战者的身份诅咒这场战争，有的以好战的心态缅怀这场战争。而我们的邻邦阿富汗、伊拉克，仍在炮火中遭受异族侵略的苦难。今后，世界还会暴发更大规模、更残酷的战争吗？

　　昨天，我读着刚刚从古玩市场购到的《东方杂志》（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出版），看到“东方画报”中日本战犯宣判的二十六幅漫画，其中有一段说明文字：

　　自从日本战败以后，由中、美、澳洲、英、苏联、加拿大、法、荷、纽西兰、印度、菲律宾等十一国组成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九日对日本战犯东条英机等二十八名甲级战犯提起公诉，直至本年四月十六日审理完毕，至十一月十二日正式宣判，惟战犯中松冈洋右舆永野修身前已死亡，大川周明已发疯，鼓宣判者二十五人。计被判绞刑者七人，判无期徒刑十六人，有期徒刑者二人。日皇裕仁据法庭检查长季楠宣布根据盟国的政治决议，决定赦免。

　　漫画中那些或凶神恶煞般的面孔，或低头沉思的容颜，或哀愁无奈的表情，其中年龄最大的平沼淇一郎八十岁，为日本参加轴心国时之内阁总理，被判无期徒刑，七十四岁的南次郎和七十一岁的荒木贞夫已经胡须花白（前者为东百事变时日本陆军大臣，后者为前陆军大臣，均判无期徒刑），最小的是五十三岁的左藤贤了(前陆军事务局长官,被判无期徒刑)看到这些逼真的漫画，我的心理极为复杂，七十年后的我涌现出的已经不是憎恨，而是怜悯和困惑。是什么让这些本该当爷爷、祖爷爷的男人们沦为战犯，而在监狱中度过其残生？其中，大部分人一定具有兴国振邦之大才，为什么不能用于和平事业，而终善其身？

　　战争，战争，战争，是战争的恶魔攫取了他们的灵魂，使他们失去了人性，以发动、实施危害人类的邪恶战争而自取灭亡！

　　而战争又是因什么引起的呢？是人类的贪婪，暴力，和自私自利，以及国家的专制！世界历史上的国际战争，无一不是因为资源掠夺和国土扩张的野心引起的，无一不是因为战争发动者的贪婪和专制而暴发。战争的双方，有依强欺弱的，有强强相逼的，甚至还有弱弱相抗者。

　　一百年多前,人们不能制止第一次世界大战;七十年前,人们仍然不能制止包括日本侵华战争在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今天,我们同样不能制止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战争。我们能有多少信心表明我们能制止可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灾难的第三次、第四次、第N次世界大战呢？

　　可悲啊，人类！

　　当然，和平的曙光还是有的。我们欣喜地看到，曾经百年战争的欧洲，包括被西特勒纳粹德国战争蹂躏的欧洲人民从战争的噩梦中醒来，忘却战争造成的仇恨，为了和平结成了超越国家的联盟,欧盟制订了宪法,统一了货币,这在上个世纪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然而，在我们亚洲，由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残余对战争的缅怀，造成临国的强烈不满，战争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与此同时,中国等第三世界在国际和平中力量的崛起为世界和平带来新的希望。

　　而中国内部，一场侵华战争，今天仍没有唤醒这个古老的民族用团结达成国家的统一，两岸的纠纷正在造成地区局势的紧张。为什么欧洲国与国之间能够为了共同的利益，达成联盟；而中国台湾海峡两岸，同祖同宗的同胞却不能抛弃一些杂念实现国家统一？中华民族啊，我为你感到悲哀！难道还需要外族第二次侵华战争来把你唤醒吗？！

　　"七七"事变，是一页历史，也是一份试卷。它让我们反思过去，也让我们反省现在，还让我们忧虑未来！

　　让我们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让全世界的居民，反思战争，缔造和平！

　　王养潮于西安

《联合早报网》

真绝！工程师骂日本老板混蛋丢掉饭碗

2007-07-13T21:07:00.000-07:00

老林，是我认识的一位机械工程师，原来在一家日本加工公司工作，干了半年，上个月来我这儿，表情很是郁闷，说自己下岗了。

　　听了一愣，说起来，今天的中国工程师在欧美日本这些国家可谓名声在外，人称“中国军团”，哪个大公司大企业没有一大帮中国人在技术部门里面撑着呢？要说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有些人言过其实那是可能的，但总的来说“中国军团”的牌子在国外很亮。萨在美国工作的时候，弟兄们常常自嘲说在美国只有上街的时候才觉得是在外国，办公室里可是说中文地 – 您想啊，敢提溜着个小箱子，就凭一个脑袋两只手去闯世界，大多数没两年就变成各公司的中坚力量，中国工程师可不是吃素的。尤其老林是老复旦出身，技术好，人品好，工作认真，要我是老板，把自己裁了也不能裁他啊，老林怎么会丢了饭碗呢？

　　一问之下，真是啼笑皆非。

　　原来，老林倒霉在多管了闲事。他从车间走，看到日本的工人在对铝板做切割 – 具体做法就是在铝板上打一排排圆孔，打一个圆孔，就得到一个圆片，这种圆片状的材料将用来冲压零件。这方形的铝板，日本人一量，宽度够四个圆片的，于是，就打四排孔，剩下的，当边角料扔掉。老林一看之下，觉得有问题。他说你们怎么这样浪费阿，你看，把两排圆孔错开，这个宽度的材料，不就可以打五排孔了吗？

　　其实不用中国工程师，是个中国人，看一会儿就能明白这个道理，日本人愣是这样干了二十年。

　　日本工人一看，真绝，林先生，您厉害阿！

　　老林也没在意，还给写了个操作规程建议后面怎样做，工艺流程怎样改变。谁知道一会儿，日本的车间主任找来了，说老林破坏生产秩序。

　　阿？！老林不高兴了 – 我这是节约材料啊，怎么成破坏生产秩序了？

　　日本车间主任说你就是破坏生产秩序，我们一向是一块板打四排孔的，打了二十年，你改成五排，和以前不一样了阿！

　　双方吵了起来，矛盾闹到日本老板那里，没想到那个老板也是向着车间主任 – 林君，你这样做不对阿，规矩怎么能随便破坏呢？

　　老林不服 – 这样可以节省材料阿，做起来也根本不复杂么。

　　日本老板语重心长 – 大家都是打四排孔的，为什么只有你要打五排呢？你擅自改动，对公司肯定是不好的。

　　老林生气了 – 你说原来的做法好，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有道理？好处在哪里？

　　老板 – 既然我们二十年都是这样干的，不用想也是有道理的。。。

　　老林 – 你这是混蛋逻辑。。。

　　得，在日本人心里，你有多大能耐，上下级的等级也不能逾越的。老板绝对没有错的时候，你居然敢骂老板是混蛋逻辑，日本老板当面不说什么，过后就给老林穿了小鞋，借口裁员把老林放羊了。

　　其实，当时听老林一说，我们就明白这老板绝对是一个井底之蛙。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里面如果中国工程师骂老板是混蛋逻辑，日本老板不是装聋作哑就是泰然受之，脸皮比城墙还厚。原因是中国工程师在各大企业技术部门的地位，使他们不得不这样处理 – 赶走一个中国工程师，常常意味着严重的损失。

　　“中国军团”在工作中有很多独到的地方。

　　比如，从上面这件事，就可以看出中国工程师与日本人思维很明显不同的地方来 – 中国工程师思路活跃，所以经常能跳出条条框框思考问题，而日本人习惯于按照规则做事，循规蹈矩，极少琢磨变通之道。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可不是中国教育的好处，而是中国的学生毕业以后竞争太激烈，能够脱颖而出的都要滚过社会的钉板，这个过程自然苦不堪言，但熬出来以后的，不敢说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起码也是胆大心细，眼红手黑之徒。同时，因为条件简陋，中国的工程师一直有因陋就简，用土办法解决洋问题的习惯，这样传统培养出来的人自然条条框框少些。所以，老林能够想到一块铝板打五排孔，而日本的工程师二十年也没人琢磨这个。

　　能够用出乎意料的办法解决问题，是中国工程师的一大特点。在各大公司里面，往往其他国家的工程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到了中国人的手里，七搞八搞就做通了，让老外们惊讶又莫名其妙。其实是他们孤陋寡闻，靠了土洋结合加鬼点子，上一代中国工程师原子弹都能弄响，现在这一代还颇有点儿退化了呢。

　　另一条不同就是日本的工程师把老板当祖宗一般，绝对不敢冒犯，但中国工程师虽然可以提八块点心给领导送礼，技术问题上却“牛气”得多，该争的地方绝对不含糊。这也可以算作一个“中国特色”了。其中一个原因很让人感慨，是因为曾经在很长时间里，中国工程师们不得不接受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不是中国工程师胆大包天，实在是在外行领导下，如果技术问题上不据理力争，那可是楼要倒，房要塌的大问题。技术人员的责任心，让中国工程师在专业领域和领导吵架变成了家常便饭，而中国的领导们经过几十年的磨合，多半这种时候态度极好，基本修炼出了“领导，你不行，技术，我不行，工程问题，就拜托各位仁兄了”这样的好风度。能混到领导也是聪明人，不懂装懂，还不如让这些书虫子去干好了大家都有功么，乐得清闲。不幸的是，在国外并不是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领导 – 美国公司倒是和中国比较相似，而老林所在的那种传统日本公司那森严的等级制度，就难以接受这样“犯上”的举动了。

　　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优点，中国工程师没有条条框框的一个副作用，是往往轻视一些看似不重要的规程。比如，日本工程师在项目完成以后，特别善于提供完整而整洁的技术文档，而中国工程师这方面就稍差。上级安排的工作，日本工程师如果觉得有问题，也会认真去做，而中国工程师如果思想不通，就会消极怠工或者撂挑子。我个人的看法是，应付能计算，能计划的事情上面，日本工程师比较有优势，应付意外难以计算，不好计划的事情上面，中国工程师几乎可说天下第一。

　　中国工程师在国际人才市场上比较受欢迎，不仅仅是因为善于独出心裁地解决问题，还有其他令外国人头大的地方。

　　比如，我们在进行网络故障处理时，和我一起工作的工程师小赵在电话里经常这样和欧美方面的工程师讲（我把其中所有的地址都换成了虚拟的）：“是明尼苏达到横滨的线路出故障了。你找一下美国的服务商好吗？线路号3283737373。不过我看问题更可能出在你那边的路由器上，让你的工程师看一下可好？哪个路由器？34.123.32.211啊，它还有一个LoopBack地址是99.32.64.110，连四根专线，一条EthernetWAN，后面有一个 Switch，那个Switch你也要查，地址是220.22.54.134，它是用14号端口和路由器的FE1/1口连，我怀疑那里的设置是 10M/Half Duplex,可是我们需要的是100M/Full Duplex。。。”

　　跨越三大洲，几百台设备的地址，配置，连接的线路号码，小赵闭着眼睛和对方一一核对，如数家珍，对方的工程师通常是一会儿就晕，甚至有抱着一大叠子资料让小赵给逼哭的（逼疯的还没见到）。第一次和他这样工作，萨问他 – 你原来是不是下围棋玩盲棋的？小赵一乐 – 哪儿啊，高考时候逼出来的，死记硬背的底子阿。。。

　　是，这种死记硬背的功夫，无论欧美还是日本的工程师，大约都没有过。

　　作为一个传统教育的产品，萨早年对我们的教育体制是颇为反感的。我曾经对大学的课程很是讽刺，觉得教材落后，缺乏实用，课程配置不合理，偏偏不上课还要点名，有些课程，比如数理逻辑等，考得还挺严格。萨的看法，直到今天我们的新毕业生，和欧美的放在一起，实际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心理耐受能力都有较大差距。

　　但是，工作以后，又有新的体会。那就是国外各公司对中国的工程师很是看重，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的工程师基础知识扎实，吃苦耐劳，学习速度快，可塑性强。这些，又不免是得益于我们的传统教育方式了 – 死记硬背造成的基础知识的确扎实些，高考过独木桥的死战使大家从小对吃苦泰然自若，习惯被老师灌输，自然懂得怎样变着法掌握所学的知识。从这些方面，又觉得中国的传统教育并非一无是处 – “严师出高徒”这样的原则，是中国古人多少代提炼出来的教育方法，总不会多少代的中国人都是傻子，这里面肯定有值得保留的东西。

　　“中国军团”在国际人才市场上的确比较受欢迎，但要说起来，可能很多人会忽略的是，中国的工程师比别人付出多得多的辛苦。各大公司中最晚熄灯的，往往是中国人的办公室。这，或许是中国人吃苦耐劳的民族精神的又一个注脚吧。

　　爱迪生说，天才是99%的汗水加1%的灵感。

　　我从心里认为，爱迪生的伟大，超过任何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和权摄天下的政治家。

　　说“中国军团”受欢迎的看法没错，老林一个星期就找到了一家驻日的美国公司，接着做Specialist去了。这家公司在日本就一个销售，加一个老林，干得轻松自如又自得其乐 – 中国工程师有一个毛病是团队精神不佳，喜欢单打独斗。没几天，他原来那老板几次打电话找他，说什么什么玩不转了，请老林回去。

　　老林说 – 他早想什么去了？

德国之声：让更多日本人知道七七事变

2007-07-08T00:40:00.000-07:00

在日本，7月7日是“七夕”节。“七夕”是一个类似于中国神话故事中“牛郎织女”的传说。很多日本人，特别是孩子，到了七夕这一天就在彩色的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心愿。然而却只有很少日本人知道：70年前的7月7日，北京丰台宛平城爆发“卢沟桥事变”，成为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标志。70年后的这一天，在日本也许会有人在七夕纸条上祈愿和平。德国之声中文网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日本人和德国专家。

从小就对中国历史文化充满兴趣的沓名弘美，两年前她在自己的blog里记录下让她准确记住“七七事变”发生时间的故事：“今天是7月7日，我去旁听山梨大学的汉语公开课。任课的中国老师问在座的4个学生7月7日是什么日子。所有人都不假思索地答道：‘七夕。’老师又问：‘还有别的回答吗？’可是谁也没有想起别的答案。老师接着说：‘1937年7月7日在中国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就是七七事变。’我知道卢沟桥事变，但是却记不起是哪天发生的。我以为自己对中国历史很了解，实际上知道的只是些皮毛。我们是些愚蠢的学生，老师却微笑地看着我们。我似乎可以感觉到老师内心的忧伤。”

像沓名这样知道“卢沟桥事变”的日本人并不多，像她一样因为记不清中日战争中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而会自责的日本人就更屈指可数。但在这方面中国人不会计较什么，因为“卢沟桥事变”是抗日战争在中国全面爆发的标志这一史实在中日史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但是，南京大屠杀就不一样了。在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和否认南京大屠杀存在的声音都有。而日本文部省审定并通过右翼团体修改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正是中日关系近几年里摩擦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通过修改历史教科书而否认历史篡改历史在今天的德国是不可想象的。为什么在日本却行得通？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室研究员维茨措莱克解释说：“二战结束后不久，德国很快就和欧洲其它国家一同开始解释回答评价历史的问题。那时候，来自德国的、法国的以及欧洲其它国家的历史学家们坐在一起编写历史书。所以在欧洲二战史的问题上，德国和其它国家一直保持着一致的认识和看法。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虽然近些年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家们一起编写了一本历史教科书，但是这和日本全国范围内使用的历史书总量相比比例就太小了。”

不光是教科书问题，日本领导人连年以官方身份参拜供奉14名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令中日两国关系倍受困扰。但是去年日本《每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表示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反对人数远远高于支持首相参拜的受访人数。而日本报纸类媒体中，支持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的现在也只剩下《产经新闻》一家。

日本中文导报主编张石介绍说，日本40多种全国发行以及地方发行的报纸中，只有《产经新闻》一家顽固地持“战争有理”的态度。其余各家报纸包括保守派报纸《读卖新闻》都表示应该对日本在二战中的责任问题进行认真反省。每年到了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这一天，日本各种媒体提出对二战历史进行分析和反思的报道会更多。

除了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还有一个让亚洲不少国家深感头痛的就是日本政府对待慰安妇问题的态度了。上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多数票通过了一份要求日本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进行正式道歉的决议案。此后日本保守派国会议员平昭纠夫等人立刻表态称“这不是基于事实做出的决议”，他们还称提出这项议案的民主党国会议员迈克·本田“只不过想以此为明年举行的美国众议院选举拉票”。《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两家报纸发表评论指称美国议员“低水平”。就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只是说：“这是美国的决议，不打算做出评价。”很显然，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做出的这项决议案的作用只是象征性的，并不会产生任何法律效应。

日本政界对待这些历史问题的态度越来越顽固，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在德国全球和区域问题研究所亚洲问题研究室研究员酒枝龙马看来，和日本近几年重新修定的外交政策目标不无关联。日本的外交政策从战后紧紧追随美国的策略，现在逐渐转型为“推动日本形象的正常化，”酒枝解释说，“这就意味着，日本要将战后一些已形成的固定常见的认识和理解重新予以解释。在外交上树立一个充满自信的日本形象。”但是因为修改历史教科书、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问题继续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发生冲突并不会有助于日本改善自己的国际形象，这只能形成相反的效果。

尽管中国身旁的是一个让人感到“麻烦”的开始追求“独立自主外交路线”的邻居，但是酒枝对中日关系的改善仍抱有乐观态度。他认为，解决阻碍中日关系的历史问题需要双方展开积极的对话。虽然看起来还比较遥远，但是未来日本的中学使用中日双方历史学家共同编写的教材并不是不可能的。（来源：德国之声网站）

从日本防卫大臣久肩章生下台说起

2007-07-07T04:39:00.001-07:00

最近一则新闻说日本防卫大臣因发表日本遭受原子弹实属无奈之举的言论引起民愤而下台，本来这是人家的家事，我们毋需多言，然而通过这件事，我们似乎可以对日本这个国度看得更清楚些。

　　在我们受到的教育中，我们得知日本普通民众在二战中也属于受害者。然而事实上，他们相当一部分人是从来都不认真反省日本在二战时期所犯下的罪行的。对于日本为何遭受原子弹的轰炸，他们不是谴责象东条英机这样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裹挟日本民众参与法西斯战争，导致普通百姓遭受战争带来的恶果，而是一味地谴责美国。的确，原子弹给日本长崎民众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至今也还有民众受着核爆后遗症的折磨。站在他们的角度，他们的确是无辜的！然而，我们必须指出，站在世间正义与公道的角度上，作为侵略了中国、朝鲜、韩国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的日本，自己种的苦果只能自己收！若非原子弹，还会有更多的人（不单日本人民，还有其它亚洲国家的人民）遭受日本军国主义的毒害，而原子弹的投放却恰恰是加速了战争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讲，原子弹虽然轰疼了长崎民众，但也轰掉了日本军国主义这颗毒瘤。（说是轰掉，其实并不够准确，在日本这个国度，依然有滋生军国主义的土壤，极端右翼势力的猖狂就是明证！）长崎市民冒雨在公园举行静坐示威，抗议的不该是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的言论，而应该是那些否定历史事实、为战争恶魔脱罪的言论！当然，日本民众要推翻他们的一个长官，这是日本的家事。可作为曾经遭受过日本侵略的国家的民众，我们想说，我们理解你们的痛苦，同时你们也要理解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父母一辈、祖父母一辈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伤害又何尝不是巨大的、他们又何尝不是无辜的！“无奈之举”一说引起的应该是日本民众共同的深思，而非愤慨！

　　日本媒体分析，首相安倍晋三并没有要求久间章生辞职，安倍之所以同意久间的辞职，是因为受到7月参院选举的巨大压力。《朝日新闻》发表的对安倍内阁支持率的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安倍内阁的支持率为28％，不支持率为48％。从组阁之初63％的高支持率，到如今很难看的28％，不难看出安倍内阁处于怎样的困境了，面临参院选举，安倍让久间辞职可能就是一招“舍卒保车”的棋了。

　　我们再看一则国际先驱导报的消息，日本国民新党提名东条由布子参加日本参议院选举，东条由布子表示，若当选参议员将要求日本国会通过决议案，谴责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要求日本首相前往靖国神社参拜，并要求修改宪法第九条放弃战争及不拥有军队的规定。东条由布子何许人也？原来，她是东条英机的孙女。此人虽然承认“慰安妇”的存在，但否认日本军方曾强迫女性成为“性奴隶”。她还声称，“南京大屠杀是虚构，日军未曾在南京屠杀三十万人”。她全面否认日本在上次大战发动侵略战争，甚至称所谓“大东亚战争”是正确的战争，“唯一的问题是日本战败”。

　　将这几条信息联系起来看，我们就不难读出点什么了。一、关于二战，日本舆论存在“挑食”现象。所谓“挑食”，是指突出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是如何如何的惨，而忽略对二战的深刻反省。二、日本这个国家对二战的反省不深，部分人想为日本二战罪行脱罪，日本右翼分子利用普通民众的悲情牟取政治资本。在我们受到的教育里，我们总被告诫说，日本民众是受害者，那么为何总有日本民众支持右翼分子否定历史、美化战争、为战争恶魔脱罪呢？为何总有日本民众允许他们的首相一次次去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呢？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样会一次次刺痛我们的心吗？难道他们觉得长崎人吃了原子弹是无辜的而我们的父母一辈、祖父母一辈遭受战争的蹂躏就是应该的吗？难道他们鼓励政府复辟军国主义，再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吗？如果说日本人民是愚蠢的，我想谁都不会相信，日本人民能创造出全球第二的经济实体，相信他们也是勤劳聪明的，可是睁着雪亮亮双眼的日本人民，为何不能深刻反省战争罪行呢？为何不能象欧洲打击纳粹一样打击日本的军国主义呢？此前上海大学有位姓葛的教授说，中国应停止宣仇式反日宣传。我们不知道他是根据什么样的材料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想说的是，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从来就是灌输什么中日世代友好、什么中日一衣带水、什么日本民众是战争受害者、侵华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的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反倒是现实里，日本首相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本不断有人抛出“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没有慰安妇，只有娼妓”的言论，等等。现实情况与我们受到的教育形成强烈反差。我们感谢日本自建交以来对我们的经济援助，日本似乎也应该感谢中国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然而很遗憾的是，日本不但没有感谢，反而不断以此为借口驳斥中国普通百姓的索赔。我们相信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然而日本总出现别有用心的人一次次在我们的伤口上撒盐。我们都说“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然而日本对属于中国的钓鱼岛（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国际法角度，钓鱼岛都是属于中国的）却想霸占呢？难道他们还想再次侵略中国的领土？还有，不断有日本政客与台独分子勾肩搭背、眉来眼去，难道他们想违背中日建交的日本承认“一个中国”的承诺？以上这些只是几个日本方面破坏中日友好的突出例子而已，其它的诸如日本人新疆非法测绘之类的小动作就不提了。可以说，教育让我们相信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可是现实却让我们对日本的信任度不断下降。在我们的教育里，不象那位葛姓教授所说的，观看那一幅幅日军杀害中国百姓、日军以杀人为乐的血腥图片会毒害了我们的心灵心智，恰恰相反，那一幅幅图片让我们认识了战争的悲惨，警惕军国主义的危害，让我们更加珍惜美好、向往和平！

　　最后要说的是，80年代出生的我们，读初中才有历史科目，书里涉及到日本的部分只有唐代与近代的，我们是受着中日友好、警惕战争的历史教育而非所谓的“反日宣传”长大的，对日本的观察以及逐渐独立的思考才是我们这一代对日本有更为清醒的认识的内在决定因素。

　　施锡鹏

《联合早报网》

久间章生辞职曝光日本国民性格敏感点

2007-07-07T04:37:00.000-07:00

2007月6月30日，日本防卫大臣久间章生在千叶县一所大学发表讲话称，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向长崎投两颗原子弹是“无奈之举”。这立即引发了国内民众及所有党派、甚至自民党内部大员对他的集体声讨，日本内阁的支持率也是又创新低，安倍晋三先是袒护，后来终于迫于各方压力，动员久间章生辞职，7月3日久间章生对外宣布辞去防卫大臣职务。

　　日本东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都有人士发表评论，认为久间章生的辞职对于提高安倍内阁的支持率是没有帮助的，因为日本国民没办法原谅安倍晋三，因为他面对久间谈话的第一反映是袒护。

　　那就很搞笑了，虽然久间章生是一个大嘴，总是讲错话，但是这次他讲的毕竟是有点道理的，美国在二战结束前向长崎投掷原子弹确实有点“无奈”，美国又不是不知道原子弹投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会有很多无辜平民死伤，但是谁让你日本偷袭人家的珍珠港呢？这次久间好不容易说了句真话，虽然有媚美之嫌，但是日本国民及各个党派都受不了了，集体讨伐了。

　　这很容易测试出日本的国民性格，在对待历史问题、国际问题上面的国民性格。那就是以下四点：

　　一、日本国民对美国在二战后期向日本投掷原子弹不但记忆深刻，而且刻骨铭心，对美国或许充满仇恨，至于美国投掷原子弹时心理如何更是不能提及的。不过，向来对美国俯首帖耳的日本，似乎对这段历史很少提及，是对美国留着一手么？

　　二、日本国民对原子弹很害怕。吃过的苦头仍旧不能忘记，每当提及原子弹就会触动日本国民的敏感神经。

　　三、日本国民十分珍惜和平。这个爱好和平是以原子弹的爆炸结束的，所以提到战争日本国民就会联想到原子弹，一联想到原子弹，日本国民就表现的更“爱”和平，虽然这个“爱”是有先决条件的，但是大家都认为“爱”总比不“爱”好。

　　四、日本国民不愿意似乎是决不承认二战是自己的错。面对久间章生很尊重事实的一句话，日本国民的反映如此强烈，这正反衬出日本国民对于二战不思反省，根本不愿承认自己的错，对于美国投原子弹是迫不得已的说法就更不能接受。久间辞职这个事件的一个重大意义，就是教育我们更看清了日本国民对待二战的普遍态度。一个民族对待自己的历史错误居然是这个样子，在世界是少见的。

　　作者：涌涛拍岸

《联合早报网》

黑色幽默的慰安妇决议

2007-07-07T04:35:00.000-07:00

美国的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针对二战期间慰安妇问题通过一个决议，对日本政府提出以下要求：一，在慰安妇历史问题的责任上，日本政府必须明确表示谢罪；二，日本首相应当发表声明，正式对外进行谢罪；三，对否定慰安妇问题的言论，日本政府应当出面做出反驳；四，日本政府应尊重国际社会的看法，以有关的历史教训作为下一代的教材。乍一看，美国大叔终于展现世界警察的风采，打算好好让世人领略一下什么叫义正严词，哪个叫大义凛然，如何是民主领袖。。。。。。。

　　且慢，先别急于给山姆大叔送上崇敬的目光和发自内心的喝彩，我们来回头看看：

　　自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宣布投降后，至今已经过去了六十二年，这六十二年间，多少饱受蹂躏和屈辱的慰安妇带着一次次抗议无果，索赔无望的新的心灵伤痕离开了这个世界；这六十二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亚洲各国历届政府无不多次交涉，要求谢罪和赔偿，都如泥牛入海，无果而终；这六十二年间，历届日本政府均不断玩弄文字游戏，否认和推卸罪责；这六十二年间，日本法院一次次的驳回各种诉讼请求；这六十二年间，日本政要一次次的参拜靖国神社。。。。

　　为什么突然间美国人突然良心发现，弄出个决议来敲打敲打日本小弟？

　　直接的导火索是日本新闻工作者樱井良子等人6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邮报》上刊登整版意见广告，主张不存在二战时日军强征亚洲女性成为 “慰安妇”的事实，企图否认史实。日本29名自民党和13名民主党国会议员在意见广告上联名表示赞同。而且，广告中强调当年的美国占领军在日本也享用了慰安之类的服务。简言之，颇有点象小弟跟老大说：“大哥，昨天你也嫖妓了啊，你嫖得，我也嫖得啊”。如此叫板，焉能不让美国老大气冲牛斗？

　　间接的导火索是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向海外派兵，修改和平宪法，防卫厅更名为防卫省等等，一系列的动作给美国的感觉都是“翅膀硬了，想换个位子坐坐了”。

　　因此，美国毫不犹豫，先抓住日本的小辫子紧一紧，至于这议案等走到什么地步，我看一定是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其实你只要看看日本政府的反应就够了，议案通过伊始，日本政府不慌不忙，内阁秘书长盐崎恭久在记者会上说：“我没必要对它置评。我们越有反应，就会招徕更多反驳。”日本外交部发言人也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日美双方都没人准备把它政治化，只要你们（指日媒）不要过于喧闹便行。”而日本舆论最忧心忡忡的也不是历史问题，而是这个议案对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至于慰安妇，美日两国心照不宣，无非是个“炒作”题材罢了。

　　两个流氓抢地盘打架，据说是为了世界的正义。这话，流氓自己信可以，被流氓欺负的百姓要是也信了，就永远不会摆脱被流氓欺负的命运！

　　北京张帆

《联合早报网》

中国首份"慰安妇"调查报告:日战犯口供印证罪行

2007-07-06T08:32:00.000-07:00

在“七七卢沟桥事变”70周年的前夕，7月2日，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的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公布了中国第一份“慰安妇”受害事实的调查报告(第一阶段)。报告一出，立时引起了广泛关注，包括日本共同社在内的众多中外媒体纷纷转载报告或发表报道。报告中所发布的一个个鲜活而刺痛心灵的历史史实与数据，再次揭开了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警示着世人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虽然有些晚了但一定要做

　　2006年8月30日，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与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原“慰安妇”受害事实调查委员会。已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民间对日索赔指导小组副主任的康健被认命为调查委员会的执行主任。从2006年9月至2007年3月，康健带领调查委员会的十几名律师先后分赴山西、海南、云南、辽宁、吉林等地，就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慰安妇”受害事实开展全面调查。康健介绍说，这是国内首次系统地调查慰安妇的受害事实，此次公布的只是第一阶段的报告，其他地区和更加广泛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之中。

　　之所以要做这项工作，是要对中国的“慰安妇”受害状况做一个系统的整理。过去十几年对日索赔诉讼，针对的只是个案的调查，然而中国在战争中被强征的20万“慰安妇”到底受到的伤害有多严重，至今缺乏整体的了解和基本事实资料。基于此，该调查委员会希望用5年的时间调查完所有现存“慰安妇”。“凡是日本鬼子到过的地方，我们都要去。”

　　随着首份调查报告的公布，社会反响强烈。在调查报告发布的第二天，康健一上班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路透社记者打来的，紧接着日本共同社也打来了要求采访的电话。众多网友在看完报告后纷纷发表了表示声援、愤怒、同情、支持的评论。但也有一些质疑：为什么现在才开始做这件事？在日本的3起中国“慰安妇”进入终审的诉讼案件全部败诉、活人证陆续离开人世，即官司都输了的情况下调查还有何用？对于这样的意见，在康健看来，虽然事隔70年，虽然调查的开始是晚了些，但一定要做。通过调查可以尽量填补历史的空白，同时也是为维护人权和尊严的需要。

　　历史应该更清晰一些

　　参与调查的内容越多，康健的感触也越深。从1995年才开始接触“慰安妇”的她，也深感这段历史和受害的事实对于大多数国人及日本的国民来说是多么的模糊。“慰安妇”们曾经一度被看作“军妓”，身份的模糊使得世人对她们所受到的侵害难以形成统一的认识，因此，还原历史，也是这次调查的主要目的之一。当然，做为律师，康健更希望这些工作能促进受害者权益得到维护。“将来我们会拿着这些调查来的证据和日本政府交涉。”

　　此次专项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居住在中国内地的当年受害的妇女；受害者本人、遗属、证人、慰安所等。然而这项工作做起来难度非常大。

　　通过多方查找线索，调查委员会先后面对面地见过并确认身份的原“慰安妇”有30人，其他提供并确认身份的有30人，共60人，其他还有一些没有确认身份的。调查中，也有一些令人欣慰的现象，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路历经十几年的艰辛和磨炼，部分中国“慰安妇”开始转变了观念，敢于抬起头来见人了。“这些诉讼、调查给她们正了名。”康健说：“她们现在精神面貌比原来好。我最初接触她们的时候，一看你马上就低头，那段屈辱的历史折磨了她们一生。”

　　除曾参与对日起诉的27名原告外，经调查证实，新发现17位“慰安妇”幸存者。在山西省的4个县内尚有16名幸存者，海南省某县有1名幸存者。这17位受害者当年最大的21岁，最小的年仅12岁。

　　资料未解密增加调查难度

　　调查中遇到的一个较大的困难是，到档案馆收集资料相当困难。因为这些资料都是未解密的，因此不仅要经过多个审批手续，还需要向档案馆写保证书。康健说，调查开始以来，已经不知道写了多少保证书了。

　　调查委员会从去年9月开始工作，今年3月结束第一阶段工作，调查重点在山西省的5县市、海南省的2个县、云南省的6县市。查阅的档案资料有上百册。每次都是一页页翻，地毯式地找相关线索，有时一天下来一无所获。由于多数受害人现居住在偏远的山区或贫困县，因此，为见一个受害人，不算飞机、火车的时间，调查人员光在公路或山路上跑七八个小时都是常事儿。此次第一阶段的调查，调查人员已经将云南滇缅公路沿线全跑遍了。

　　为了准确确认受害人的身份和事实，一个谈话记录最少需要3个小时才能完成，一般经过整理之后，一个完整的调查记录至少需要5个小时。“这些资料都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康健说。

　　调查发现，山西省和海南省是慰安妇制度的重灾区。调查还发现，日军设立慰安所的场所包括民间会馆、民宅、临时建筑等，日军还曾强占云南省腾冲县的庙宇。

　　日本战犯口供印证历史罪行

　　此次调查发现，日本战败后残留在中国的日本军仍沿袭了随军“慰安妇”制度，至少保留至1947年。经查证，1945年日本投降后，部分残留日军曾编入国民党阎锡山地方武装部队中，但单独保留独立建制。其中一支日军残留部队编为“保安第六大队”，该大队曾用日文发通知，告知残留的日本兵其在山西太原设立了1处慰安所。这一调查结果证实，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队有组织的行为，其目的是为维系侵略战争。可见，“慰安妇”制度在侵华日军中至少持续了16年。

　　继公布新发现17名“慰安妇”幸存者之后，调查委员会同时发布了其他调查结果。其内容包括6名日本战犯的口供，以及日军为338名强征来的“慰安妇”进行体检的情况。

　　6名日本战犯都证实日军曾经在中国东北、安徽、湖北、山西等地设立慰安所并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调查组在8家档案馆查阅历史档案及向相关证人调查时查明，部分档案中曾记载着被日军强征为“慰安妇”的338位中国妇女的姓名，她们在1944年4月和1945年8月，经日本军医体检合格后，分别押送到日军在河南、山东、唐山、天津等地日军驻防部队充当性奴隶。

　　康健珍藏着一本厚厚的相册，这是这几年来她到山西省和海南省调查时拍到的受害者一张张饱受屈辱、愤怒的脸，每一张脸背后都有一个凄惨的故事。

　　每当她一次次翻开那段血泪浸泡的历史，一次次走进“慰安妇”的凄苦生活时，她说：“我和我的律师团队已经不是一个旁观者了。但是要还原‘慰安妇’这段正在消逝的、屈辱的历史真相，尤其是日本国内的某些势力正在刻意模糊这段历史时，我们更要给历史留下一份完整的档案，而这最需要的是全社会的共同参与”。(刘爱君）

中国崛起的“日本战略”

2007-06-22T17:49:00.000-07:00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安倍首相和温家宝总理的互访“暖春”期后，进入了一个相对平和的阶段。但是最近两件事情又使得两国关系出现了一些“杂音”：首先是台湾前“总统”李登辉的访日并参拜了靖国神社，其次是日本一些政客攻击中国宣传反日教育，要求中国的抗战纪念馆取下有关抗战的照片。这两件事情无关乎中日两国的战略大局，但是却折射出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渐变。

　　在安倍首相上任初期，他个人在历史问题上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前首相小泉强硬的态度导致了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境，于是安倍试图走出这样的 “历史问题困境”，言行还是非常谨慎的。但是在逐渐和周边国家关系缓和，特别是中日关系走过“冰期”，致力建设战略互惠后，安倍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开始变化。李的访日得到了日本官方高层的肯定，而一些政客的言论也反映了日本方面的态度，那就是对于历史问题还是尽量模糊、否认甚至推翻。笔者曾分析中日两国存在一种“心病”，就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本的“岛国心理”外加发展较慢的落差心理导致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这种态度。因为“岛国心理”日本民族一向存在危机感需要对外发展、扩张，加上其固有的经济军事力量民族主义的高涨是可以理解的。另一面中国也在发展，势头迅猛，中国对日本的历史疙瘩、中国发展的“蓝海”战略，不可避免的要和日本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相矛盾。于是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了，在台湾、钓鱼岛、东海问题上利益纠纷了。于是日本“登陆”寻找战略依托的战略意图，和中国“下海”谋求崛起平台的战略成为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主要矛盾。

　　在分析地缘政治的时候，我们始终重视的是大国，大国才有能力和资格去承受这样的战略博弈。中日比较而言，中国肯定是一个大国，从中国崛起的角度去分析对日战略可以发现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突破点就在于日本。综观中国的战略环境，笔者总结是“东急西稳北平南杂”。东面台湾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加上东海钓鱼岛这些问题关系中国的“蓝海”战略，随着经济发展中国的涉海利益越来越多不得不快速解决；西面现在是基本稳定，虽然美国借阿富汗战争在中国背后是“插了一刀”但是中国借助上海合作组织的力量和中俄在这一地区密切的战略配合，基本取得了稳定在战略上掌握了主动；北面因为近年来中俄关系的缓和，陈兵百万已经是过去时态，两国边界也基本划定，那么北方也就没有后顾之忧；南面南海问题也是中国海外战略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面对的是东南亚联盟，在政治上有太多的负担，太多的关系需要处理，不是简单就能解决的，相对于东面的问题它也是相对次要的。因此东面无疑是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突破点，而突破的要点不在于台湾问题，在于日本。

　　台湾问题归根到底不是一个简单的军事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一个政治问题。武力统一绝对是最不好和最无奈的选择，因为一方面损失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财富，伤及的都是中国人；另一面确实我们如果对台动武承担了太大国舆论压力，这点笔者在和很多外国朋友交流中发现无论怎么样他们都认为大陆应该克制，因为台湾毕竟威胁不了大陆。不急于统一也是中国的一项对基本政策，但是国力的发展，需要资源的支持、需要航线的维护、需要蓝海战略平台。这样的焦点全部集中在了日本之上，中国和日本在钓鱼岛、东海问题上都存在着争议，也因此一度关系几张甚至军事对峙。

　　在安倍访华和温家宝总理访日后，中国初步完成了对日本的战略摸底。日本还是继续采取着经济上合作，政治上若即若离，军事上遏制的战略。一面是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来发展自身经济，一面在政治上缓和中日关系却紧紧向美国靠拢，借美国来实现自身的“大国”战略，而在军事是扩军备战遏制中国。可以说中日战略结构上的矛盾是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中国也必须选择合适的战略突破这样的矛盾，获取一个向东，面向海洋的战略平台。

　　韩凝

《联合早报网》

日本留学生眼中的中国

2007-06-16T00:35:00.000-07:00

来源：日本《东京新闻》

　　中国又快进入学生毕业时节。部分在上海留学、即将在今年夏天离开中国的日本年轻人聚到一起，围绕日中关系的障碍“参拜靖国神社”和“历史教育”等主题，回顾了在中国的生活。这里就来介绍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看法。

　　来自东京都、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的田鹿伦基说：“日中实现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领导人以日本人民是无辜的、全部责任在甲级战犯身上说服了本国人民。以个人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没有问题，但日本首相的参拜行为是与政教分离原则相矛盾的。”

　　他说，“中国与日本相比还有许多令人不快的东西，比如不讲文明礼貌等。但是，撇开这些不谈，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理解的”。

　　马场祐辅来自福冈县，在复旦大学留学。他说：“回到日本一看，美国人或日本人的行为举止也很差劲。在不给人添麻烦这一点上，也许中国人还做得更好。看到中国人在日本受欺负，真是感到气愤。日本媒体报道的反日情绪、反日行为等，我在中国也没见到。”

　　来自高知市的田所真太郎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他说：“常常被人称为‘小日本’。中国人倾向于用出生地来衡量人，上海本地人就看起其他地区来的人。关于战争赔偿问题，有人对我说，‘日本应该赔钱”。日本是拿了钱出来的，以政府开发援助等方式，但周围的人几乎不知道这一点。”

　　来自名古屋、现为华东师范大学学生的平野爱说：“中国人缺乏礼貌的确让人生厌。但是回到日本后，又希望返回上海。在日本总是要看别人的脸色生活。在这里生活，比以前更增添了身为日本人的自豪感，不过有时也会因此有些盛气凌人。”（作者：丰田雄二郎）

民族主义和吃饭哲学

2007-06-08T23:07:00.000-07:00

1．兵、匪、寇-------几个名词折射出来的文化历史心理

　　上中学时，常在无聊时翻看中国历史课本，有些名称总是会勾起我的小思索，再加上时间上的富裕，小小的总结了一下历史课本中出现的名词，发现，对于入侵中土的敌人，大致有三个名称：兵、匪、寇。这三个词颇有意思。对于汉族统治者的部队或者在中土执政的正统封建王朝，一般都称为“军”，比如，戚家军、岳家军、汉军、明军等等不一而足，而敌方的军队则多为兵匪寇之一，宋时的辽金元，他们入主中原，铁甲南征，教科书上一般称为辽兵、金兵、元兵，而寇则一般为更外层的侵略者，比如明时的倭寇，近代史上的日寇，美寇，匪呢，比较特别，很少见形容外族侵略者为匪的，一般而言，匪是指内战中的另一方，民国时称共产党为共匪，建国后的教材，则称国军为蒋匪。这真是颇有意思的现象，不知道是编书者无意识的安排还是有意的措辞，兵者，偏中性，用以形容的辽金元清后来皆以封建正统政权而存在，成为中华历史合法性链条中的一个，而寇则多指流窜之外侵者，明时倭寇对东南沿海的骚扰，成事不足，破坏有余，他们的力量不足以掀翻中土政权，始终以窃贼的面貌出现，清季民初的日本形象其实还是一种寇的形象----尽管日本在实际上不再是那种抢了东西就走的入侵者类型了。匪这个词呢是内生于统治者王朝内部的反叛者，明季李自成，被明军成为“闯匪”，清末的太平军、捻军、义和团则分别为清王朝成为“发匪”、“捻匪”、“拳匪”。当然有意思的是近代中国的境况，蒋介石412清党之后，打击共产党成为“剿匪”红军一般被称为共匪或者赤匪，有意思的是我们成长在红旗下的人们在教科书上看到的，那就是革命政权打击蒋匪的光辉事迹。匪，什么是匪，如此看来，只有失败者是匪，设想，35、36年中央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把毛的队伍全歼在陕西，而我们成长在青天白日旗下，那么现在对于国共两党的这段历史，这官匪关系估计是倒过来的。从这个观点来看整个中国历史，那就只有四个字：成王败寇。

　　2．成王败寇和政权合法性

　　成王败寇无疑是中国精英层内心深处的历史意识形态，近代中国革命的发展，在中山先生那里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祭的是民族独立的大旗，在蒋中正那里是挥戈北伐，一统中华，用的是统一的意识形态，在共产党这里则是农民当家作主，总的而言，这一段历史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无关，政权的合法性所借助的东西有三个，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大一统意识，另外一个是成历史周期性的农民起义习惯，此三者的此长彼伏或者水乳交融，带来的历史朝代更迭，政权合法性的危机一般都比较妥善的度过了。在精英群中，民族主义往往会为大一统意识和民众幸福论所取代，明季知识分子的表现是比较明显的，遗老入清，历经康雍乾三代盛世，精英层彻底体制内化，清政府的合法性比较稳固，如果不是清季世界局势变化，国内小气候已然不可避免的受欧风美雨之吹打，清政府的合法性危机方才重新被提出来。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念从来提不上台面，却是最深层的决定性元素，上个世纪的那场二战，日本提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概念，和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口号，用更高的认同感来窃取合法性，倘若法西斯在全世界成功，想必此时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应是一种不同的写法----这个想法有些同胞听了会骂我卖国，但是满清是个前车之鉴，异族异姓铁马金戈，扫大江南北，大明王朝呼啦啦如大厦坍塌，对于处于草根的百姓而言，这改朝换代不过是更换了个主子------反正是做奴才，王也好寇也好，这乱离人不如太平犬，能安安稳稳作奴才的日子也是难得的幸福。综合而言呢，1895年后为日寇所奴役的台湾，到目前都还有人为倭人张目，说幸亏日本的统治让台湾现代化进程加快---总么讲呢，汉奸总是有的，为什么阿？成王败寇，既然强奸无法反抗，那就躺下来享受，王与寇其实不关大事，黑白随时可以颠倒，本就没有高于人们的天理，王寇问题也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3．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有人好像总是在说要区别对待日本国内的友好人士和右翼集团，其实，有些维度是没办法改变的，倭人国土狭小，资源有限，左也好右也好，小日本也是要吃饭的，不对外扩张是不行的，问题是作一只披着羊皮的狼还是一只嗤牙舞爪的狼，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吃饭哲学就是实用哲学，看看这千年中日交往史，严格的说，日本对中国从来没有所谓的朝贡关系，遣唐使现在为人津津乐道，说什么中日关系源远流长，其实这与和朝鲜比起来，这纯粹是现代国家的邦交关系，自丰臣秀吉主政日本，大陆政策既定，这个实在不由日本人选择，生存之忧始终是岛国居民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你看日本，对外扩张之时大约肯定也是绝对民意的代表，台湾方面曾经制作一个抗日记录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该片的开始就把中日间的对抗比作一场接力赛，从慈禧vs.明治天皇，到蒋中正vs. 东条英机，日本在平稳中交接接力棒，中国呢，历有政权更迭，民初乱象，在这里，中国只是一个民族概念，如此看来，民族大于政权，民族主义远比共产主义来的彻底，日本也不外乎民族至上主义，天皇只是个象征，民族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前面说，成王败寇是一块遮羞布，但是，还是得承认，满清以前的中国历史，中国的文化对之外族，如辽金元清有极大的优势。这一点颇像欧洲史上的蛮族征服文明又复为文明征服，所以，中国人的（或者说汉人）精英层内心深处的骄傲还在，他们觉得他们在顺应另外一种天意，但是上世纪的日本入侵中国，和中国以往的“蛮族-----文明”之间的模式大大的不同，这已经不是纯粹的成王败寇问题了，这成为了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问题，民族的优劣说，有清一代，外面的世界斗转星移，坚船利炮成了另外一种文明，这个与冷兵器时代，交战双方武器无质的差别，比拼的只是娴熟程度和强壮程度，所以假如日本犁庭扫穴，如满清入关般击垮整个国共两方力量，我猜想不一定会有八旗融入中华的那种过程，因为，中国人在那时已经接受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逻辑，这种逻辑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强者通吃的逻辑，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是唯一的旗子，他的意识形态作用远大于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前面在谈论合法性的时候，也说过民族主义比别的主义来的彻底，它的作用大约和宗教相类似，甚至还强大一点，中国没有统一的宗教，即使有也仅仅是农民起义借助的一块幕布，单就有清一代而言，乾嘉间白莲教起义、林清理教起义，洪秀全拜上帝教的太平天国，中山先生大树民族大旗，我们党的逻辑中，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翻身做主是三条总路线，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解决了异族的问题，国共兄弟关系，破裂决不是主义之争，他们都是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从民族主义来看中日关系，只能承认民族主义是最深层的意识形态，它如此深沉的影响着民族关系，民族利益始终是高于一切的标准，于是我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会选择大陆政策。而作为大陆民族的中国，得上天的恩赐，辛勤劳作之余尚无大的生存危机，自然不会因为生存之忧而东征西讨。因此如此来看日本入侵中国，应是一种必然，中国的应付之道决不是上街游行，网上对骂，面对一个必然存在外侵可能性的民族，最好的办法是，落后时绵里藏针、暂时隐忍；平衡时处处压制阻其发展，领先时瞅准时机，捏死他！

　　4．历史问题我之见

　　老有人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愤愤不平，faint，有什么好不平的阿，说句实话，换成我是日本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前面说过，民族主义是最深层的意识形态，我首相首先是对主流民意负责，日本人因为被上帝扔到小岛之上，扩张是他的民族最高利益，扩张靠什么啊，曰前仆后继的被洗过脑的大日本帝国军人们，死者已矣，本无意义，但是祭奠死者能激励生者，这就是参拜的逻辑，对日本而言，对外扩张是生的要求，要么和平的扩张，要么武力的征伐，和平和武力都是手段，但是民族主义是最深层的意识形态这一终极存在，使得武力和武力的使用者---军人成为民族最可依靠的力量，于是乎，参拜应是一种必然，对此，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好说的。从中国人自己的角度讲，当汉武唐宗，国力如日中天，哪个不是广布天威，传播王化，犁庭扫穴，征讨蛮夷？对那些为我们所征虐的民族，我们又可曾道过歉，赔过礼？远的不说，共和国历史上的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又何尝不是对弱小民族的侵凌？九十年代与韩国建交，韩国提出一项要求就是为韩战给韩国民众道歉，中国打了个马虎眼，韩国媒体后来揭露，一时舆情激愤，和越南大约也如是，冒昧的揣测，中越间的矛盾是否真的到了武力解决不可得程度还是邓公为了树立合法性威权，转移国内矛盾？而这些历史上位中国所肆虐的国家，对中国又将是一种什么感情？我们道过歉没有？我们指责别人的双重标准时自己也在那个庐山之中，个人认为，党对国人历史感的覆灭是灾难性的，教科书对抗战历史的片面化完全可以与日本人对教科书的歪曲相提并论。如果真的以己观人，也实在无话可说。

　　5．实用主义是一种吃饭哲学

　　延续我之前一贯的观点，学习哲学三年，发现一部哲学史，学下来只是一种博学的隐喻，分析问题的方法，只觉得马克思主义能说明心灵层面和工具层面之外的东西，在客观规律的天网下，实用主义是真正的运行逻辑，每观时事变局，概莫能外，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出吃饭哲学，我深为赞同，用吃饭哲学来解释日本人的扩张本性太恰当不过，而用民族主义是一种根源性的意识形态，来看中日两国的争端，参拜与抗议之博弈又颇为合理。

　　谢子荃

日本的忏悔真的不能到来

2007-06-08T23:04:00.000-07:00

不时的上上网了解一下当下的时讯，总见到有关中日关系的话题被人们讨论的热潮。既然罪行铁证如山，为什么日本着伟大的民族却没有忏悔的迹象？日本的忏悔，你会不会到来？

　　流年白驹过隙，等待的日本的忏悔，你什么时候能够到来？黑发熬成白发的人，难道让等待中再熬成了黄土，换来的还是一个死不瞑目的等待？何处是希望？哪里有正义？

　　日本会为历史的累累罪行彻底的道歉吗？这个问题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有人说，大部分的日本的人民还是爱好和平的，日本的右翼势力毕竟是少数的，而且遭受日本侵略的民族决不会容忍日本在错误的道路上走的更深。日本不得不道歉。

　　其实，这个问题确实很难去回答，不过实践却让人看的清楚：忏悔的民族会否认“慰安妇”的罪行？忏悔的民族会在国内右翼横行，没有进行彻底和平化改造的情况下，却常常喊着修改维护和平底线的和平宪法？德国总统跪在犹太人等被纳粹屠杀的无辜人民目前的时候，就为日本指明了道路，不知道日本是怎么想的，错误的路还在他们的脚下延伸，聪明的大脑却没有一点点的反应。

　　中日有三千年左右的友谊的历史，看看中日的文化，相似点林林总总：共同受儒家的影响，共同引进而又改良了佛教，一样的重人情仁义、重面子内省。为什么会发生六十多年前的一幕？铁蹄践踏的是中华民族的主权，枪口剥夺的是活生生的生命，人民辛勤的劳作、多年的心血化作了一对垃圾，希望的心田被尖刀刺穿，时时流血。哭泣的眼泪在一个世纪延续，世纪的夜幕又把它带到了新的世纪，企盼的眼睛还在望穿秋水的张望，能否等待到那期望已久的诺言？

　　曾经是新加坡驻日大使的李炯才，在《日本:神话与现实》说，“日本人的弊端就在于他们一旦开始做某件事情，就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止”，“日本人一步步的行动着，他们有时候不知道下一步怎么走，而走下去就是黑暗。日本人的症结记在于他们只知道进不知退”。

　　也许，日本迟迟未到来的忏悔，正如李先生所说的日本人很善于忘记，以致于他们不愿意去回顾过去，只知道往前走，而忽略了苦苦的等待的心灵。

　　我们在等待的是一个希望，还是一个空空的梦想？本尼迪克特在她的著作《刀与菊》中就说，日本民族是一个追求完美，追求极端的民族。当然求完美使大和民族注重细节、注重质量，这使日本能生产高质量的产品，索尼、松下行销天下，日本经济迅速腾飞。然而也是因为追求完美而是他们不能容忍一点点的污点，致使一个民族都染上了“洁癖”。当然本尼迪克特所讲的主要是日本人卫生方面的表现，但人的表现、人的思想行为总是相通的，一个有“洁癖”的民族会容许有令人唾弃的历史呈现在眼前？一个有“洁癖”的民族会容许自己区遵忏悔？一个有“洁癖”的民族对污点避之尚不及，还会彻底的自省并痛改前非的忏悔？日本人很难知道在什么时候停止，即使走向黑暗。

　　苦苦的等待，等到的真是一个空想？日本的忏悔你能否到来？

　　武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德刚

关于中日关系的另一种“新思维”

2007-05-26T05:41:00.000-07:00

在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结束了对日的“融冰”之旅，中日两国开始致力于建设战略互惠关系后。日本方面又做出了一些不利于双边关系发展的事情，一是日本首相安倍变相的参拜了靖国神社——自己掏钱供奉盆栽，二是国会通过法案把日本的修改宪法推入了实质行动阶段。对于以上两件事情，周边国家特别是中、韩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反映，都提及了日本应该反省历史问题，避免伤害别国感情。日本的这样的行为，看似军国主义或者右翼势力复活所导致的，不代表主流的民意。但是据笔者分析，这两项政策恰恰符合了日本的主流民意。

　　日本现在的主流民意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不是单单地军国主义、大国梦想，也不仅仅是历史反省恪守《和平宪法》，也不单纯是争取独立自主的地位摆脱美国的制约。而是以上这些意识的混和，综合起来是一种争取正常国家的民族主义意识。于是有了日本联合国“入常”问题，有了日本自卫队派驻伊拉克的行动，有了日本修改宪法的倾向，有了日本试图摆脱美国制约自主外交的尝试。这些可以归结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军事力量的逐渐增强不断刺激着国民的民族意识，一个世界经济强国、科技强国、军事强国怎么可能还受到其他国家的占领？怎么还可以别其他国家指责为一个有军国主义倾向的国家呢？显然这是不可能，而且日本确实在世界事务中承担了许多责任，完成国家的正常化成为了民意和政府的共同目标。但是恰恰日本的这样的民族意识也不利于日本这个战略目标的实现，一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二是中国的崛起。日本对于历史的模糊态度和战后的德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对于日本的许多行为周边各国都是有所警惕的。而中国的快速发展给这样的警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中国现在已经有足够的力量去制约日本这些试图回归正常国家的外交行为了。而小泉政府过于的固执的外交政策，显然激怒了中国政府使得日本在诸多问题受到中国的制约。于是安倍在上台初期就致力于缓和日本和周边邻国特别是中国的关系而不是首先和美国这个占领国的沟通，从这里看出安倍外交政策的高明。在完成了他的“破冰”之旅后，安倍开始回归国内的民意继续追求正常国家的地位，确切说是大国地位。纵观日本战后的外交政策，可以发现日本一直在这样一条曲折的道路：经济发展，国力的增强——追求正常国家地位，大国地位——邻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反对——政策的收敛、调整——再次发展，再次突破限制。如此的周而复始现在日本的突破已经到达了一个临界点，在硬实力上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主要是“软”的体制、法律的突破，而国内民意也具备条件，主要就在于解决国际社会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压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大国，另一个就是美国。

　　中日两国在小泉时期关系进入了一个低谷，在安倍首相上台后得到了缓和。但是此次日本的行为肯定会引起中国的再次警觉，毕竟两国在东海、钓鱼岛以及台湾问题上都存在着潜在的冲突可能。美国一直是日本政治上的“主人”，日本也清楚自己恢复正常国身份必须得到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认可，于是在战略上紧跟美国路线其中主要就是充当遏制中国的重要棋子。但是中国力量的增长已经逐渐超出了日本的甚至美国制约的范围，中美关系的趋好发展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日本在一个世界超级大国和一个潜在世界强国的面前何去何从成为了问题？是趋附美国来“得罪”近邻还是向近邻“靠近”成为一个问题。所以也造成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左右摇摆，但是民族主义的主流是依然盛行的。笔者在此就想到了中国前几年 “对日关系新思维”的那场争论，当时新思维受到从民间到学界的一致驳斥，但是现在不失为再次定位对日战略的时机。一是中国的发展或者说崛起离不开解决中日关系的这道“门槛”二是中日的力量发生了变化，现在中国是有一定能力对日本实行强硬政策。对于此笔者有以下的思考：

　　（1）淡化历史问题，在靖国神社等历史敏感问题上做出适度的反映，不要因为历史问题而过多干扰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这也给予日本现政府一些应对国内民意的缓冲空间；

　　（2）在现实问题上，特别是钓鱼岛、东海、台湾问题上表明中国的强硬立场对于这些关键的国家利益绝不让步，向日本施加压力来迫使日本主动和中国对话交流，取得主动权，相对历史问题这些才是中日关系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3）在日本的“入常”等等问题上，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不是单纯地反对或者压制。日本在追求正常国家的正常化肯定是大势所趋，中国应该更多去影响日本在中间的外交过程而不是制约，从而逐步缓和两国关系；

　　（4）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日本在美国眼中的战略价值肯定逐渐下降，日本也形成了一定的危机感，中国在这个时候借日本新首相的缓和中日关系的契机去继续扩大两国的交流，促使日本在战略上逐渐靠近中国而脱离美国是不失为一种尝试；

　　但是以上的“新思维”是建立在中国国力逐渐强大的基础之上的。回想美国当年借“门罗”主义排斥了英国、德国、法国等强国在美洲的势力，而现在中国也可以尝试借助这样的思维去和营建中日的战略互惠关系，但是主动权必须掌握在中国手里。

　　韩凝

《联合早报网》

中日仇视，不会消除？

2007-05-20T05:20:00.000-07:00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中国人最在意，也最容易引起中国人情感波澜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尽管两国官方从来都小心翼翼，在公开场合都表示致力于睦邻友好，但是两国关系从没有真正的友好过，而两国民众之间，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敌意更是越来越深。

　　我认为，中日两国的仇视，是不可能消除的。

　　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呢？

　　第一，是中日两国民众互相在心理上瞧不起对方。一般的看法是，由于文明的过早成熟，甚至烂熟，中国文明向外浸染，日本是受益最大的国家。比如中国最鼎盛的唐朝时期，就有大批日本遣唐使来华，他们虔诚的学习中华文化，以后还有类似的交流。这些不能不对日本文明的进步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然，这只是中国对影响日本的一部分。无论如何，可以说，中国曾经是日本的老师。

　　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强国，即使经过二战的失败，日本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近代以后，西方的船舰炮利，教训了还在懵懂之中做着大国梦的中国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如魏源等提出了学习西方技术以强大自己的主张，可是西洋太远了，而日本这个东洋国家已经很好的掌握了西洋的精髓，又离中国近，所以，大批的中国精英纷纷去日本留学，包括孙中山、鲁迅等。日本教会了中国人很多东西。当然国家体制不同，中国终究没有学会西方文明的精髓。

　　可是，对于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说，不管日本如今多么了得，也不过是一个暴发户而已。在几千年的历史上，还是中国强于日本的时候多。而日本的民众却认为，中国经济落后，早已经没有资格，摆老师的架子了。

　　第二，是近代以来的战争。在最近的100多年时间里，中国饱偿凌辱，世界上的强国几乎都侵略过中国。，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象日本那样，长期占领中国，屠杀那么多中国人，手段又是那么残忍，那么灭绝人性。这个也许是因为日本人太懂得中国文化，太知道怎么才算是侮辱中国人吧。每一个中国人，都对八年抗战的历史熟悉得很，从小受到的就是父辈和文学作品中日本人如何侮辱中国人的教育。这是中国人永远也驱除不了的。

　　而日本文化中，没有反省和认错、认输的成分，日本人至今，还不时地搞点诸如参拜靖国神舍这样的动作，否认自己的失败。

　　第三，对于报复对方的绝望。日本人不愿意承认战争的失败，一部分人，甚至在心理上，还想再来那么一次，据说已经有日本再次侵略中国这样的动画片出现，也许只有这样，日本人才会找回当初失败的面子。可是，他们深深的知道，再次入侵中国的希望已经彻底破灭，中国已经不是100多年前那个积弱积贫的中国，中国军事力量已经非日本所能觊觎的了。而中国经济力量的强大也不可遏制了。

　　同时，一部分中国人，其实心里也有想报仇的强烈渴望，这不但是血洗100多年来的耻辱，更重要的是延续几千年来强大帝国的梦想。可是，尽管中国已经足够强大，正在崛起，可是，用战争来雪耻也根本没有可能性了。在未来相当场的时间内，中国的经济实力，特别是人均产出和福利水平，还不能赶上日本，

　　两国的民众，特别是青年人，都对未来抱有绝望的心里，这种恨恨之心，只有通过持续的敌视来稍微宽解。

　　所以，中日最好的状态，就是经济上继续合作，政治上不好不坏。面对现实，不能指望再高，那是徒劳的。

　　王福重

中日关系破冰后还需战略护航

2007-05-19T04:13:00.000-07:00

近来中日关系接连传出利好消息，看来日本也在刻意营造温家宝访日的良好氛围。可以预期，由于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以温家宝即将访日为契机，中日关系在进一步增信释疑的基础上逐步迈入持续前进的轨道，是完全值得乐观期待的。

但是，双方都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经过温家宝访日，甚至安倍再次访华，中日关系仍像一个大病初愈、尚很虚弱的少年，需要双方小心呵护和全力保养。这不仅因为历史伤痕太深，以及刚刚过去的严寒再度侵蚀，更因为日本对华战略方面存在诸多严重不足，甚至可以说其本身根本就残缺不全。

首先，在日本对华战略的前提——对华认知方面，还存在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长期积累的误会。诚然，汉学在日本长期都是显学，日本在研究中国方面无论就其历史、广度和深度来说都较中国对日本的研究要领先，但是，在对华政治认知与定位上，以安倍等战后出生政治家为代表，日本主流社会还存在诸多偏见和误会。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始终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看中国，不仅对中国在现有政治制度框架内发展民主政治毫无信心，还将中国视为“政治另类”甚至“政治对手”、“敌人”。

其次，在对华战略的具体内容方面，也存在历史问题和现实利益对立、经贸文化等因素与政治军事因素分离、国内选举政治需要同重大对华外交议题相互投机、国内左翼和右翼对华战略定位差异悬殊、在全球战略与亚洲战略以及地区战略中的位置相互矛盾等重大问题和不足。

此外，也是有关中日关系未来大局的重要之处就是，日本对华战略中缺失了未来东亚格局的预判和远景，未来与中国究竟是竞争、合作还是竞争加合作的关系，东亚两强是继续如此左手热情相握、右手挥拳相向，还是从欧盟一体化进程中吸取智慧努力而推进东亚乃至亚洲一体化，日本对于这些深刻影响其当前政策的未来对华关系重大课题，迄今仍是一片模糊，许多日本政要甚至对此采取鸵鸟政策。

当然，中国在上述各方面也并非都有成熟思考，有些甚至也未曾纳入战略规划视野。但是，中国决策高层在对日关系定位方面的理性清醒，在发展中日友好方面的战略眼光和坚定决心，试图以自由贸易区为推手促进东亚一体化的长远规划等，以及政府对日外交决策方面的高度一致与超强整合力，都是日本所无法比拟的。

日本只有以理性平和的心态重新认识中国，进一步调整充实并巩固其对华战略，才是真正让中日关系强筋壮骨的长远之计。否则，经过安倍首访中国而“破冰”起锚，经过温家宝访日而“融冰”前行的中日关系大船，恐怕依然经不起前方隐约可见或不期而至的暗礁、风浪的严峻考验。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